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黔府办发 〔2009〕 136号


各自治州、市人民政府，各地区行署，各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厅字〔2009〕12号）和《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黔党发〔2009〕7号），设立省国土资源厅，加挂贵州省测绘局牌子，为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一、职能调整
　　（一）取消已由省人民政府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
　　（二）取消相关职业技能鉴定、颁证职责。
　　（三）将科技成果转化具体实施的职责交给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
　　（四）将土地评估、矿业权评估、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和人员资质认定职责交给行业协会。
　　（五）加强土地供需调控和总量平衡，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加强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加强矿产资源规划和合理开发利用管理，强化资源回采率和资源综合利用率的监管。
　　二、主要职责
　　（一）履行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职责。组织拟订全省国土资源发展规划，开展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和国土资源要素市场分析，提出国土资源供需总量平衡的政策建议，参与宏观经济运行、区域协调、城乡统筹的研究并拟订涉及国土资源的调控政策和措施。拟订并组织实施国土资源领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循环经济的政策措施。
　　（二）履行规范国土资源管理秩序的职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国土资源管理、测绘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和政策；拟订产业和区域的供地政策、矿权设置政策，统筹协调国土整治和矿业秩序治理整顿工作；负责有关土地、矿产、测绘的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负责对省以下人民政府及国土资源部门执行和遵守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调查处理国土资源重大违法案件。
　　（三）履行优化配置国土资源的职责。编制和组织实施全省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规划和其他专项规划、计划。编制和组织实施全省矿产资源、地质勘查、地质环境、地质灾害防治、矿山环境保护、基础测绘、测绘行业发展等专项规划。指导和审核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矿产资源规划并监督检查。承办报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审批的涉及土地、矿产规划的审核工作。
　　（四）履行规范国土资源权属管理的职责。依法保护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组织承办和调处重大权属纠纷；贯彻执行国家地籍管理的有关规定；组织土地资源调查、地籍调查、土地统计和动态监测，组织国家重大土地调查专项，承担提供全省土地利用各种数据的责任；指导地方地籍调查、登记、土地分等定级工作和各类土地登记资料的收集、整理、共享、汇交管理，提供社会查询服务。
　　（五）履行全省耕地保护的职责，确保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贯彻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和鼓励耕地开发的政策，组织实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执行情况，组织指导未利用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耕地开发及监督工作，组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征用工作，承担报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审批的各类用地的审核、报批工作。
　　（六）履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职责。管理和监督城乡建设用地供应、政府土地储备、土地交易、土地开发和节约集约利用。贯彻执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收购储备等行为的有关规定；承担国有企业改制的土地资产处置工作；指导基准地价、标定地价评测，实施地价监管；执行国家禁止和限制供地目录、划拨用地目录及乡（镇）村用地管理办法；监督管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
　　（七）履行规范国土资源市场秩序的职责。监测土地市场和建设用地利用情况，监管地价，规范和监管矿业权市场，组织对矿业权人勘查、开采活动进行监督管理，规范和监管测绘市场，规范和监管国土资源相关社会中介组织和行为，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八）履行矿产资源开发管理职责。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负责采矿权审批登记发证和采矿权转让、变更审批；负责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评审、备案；负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负责矿产品运销环节的监督管理；负责矿山督查和采矿业的统计工作。
　　（九）履行地质勘查行业和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职责。组织实施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管理办法；负责地质勘查登记发证和探矿权转让的审批；组织制定并发布地质勘查工作指南，认定地质勘查单位的资质；组织实施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办法、标准和规程、规范，负责矿产资源储量的评审、备案和矿产地管理；负责矿业权价款评估、处置和结果备案；负责矿山储量动态监管、储量登记和统计；管理矿床工业指标和全省地质资料汇交及馆藏业务，管理省级地质勘查项目和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
　　（十）履行地质环境保护职责。组织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监督管理古生物化石、地质遗迹、矿业遗迹等重要保护区、保护地，依法管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查和评价工作，监测、监督防止地下水过量开采和污染，承担城市地质、农业地质、旅游地质的勘查、评价工作。
　　（十一）履行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的职责。指导应急处置，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重大地质灾害等国土资源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十二）履行依法征收资源收益，规范、监督资金使用的职责。依法组织土地、矿产资源专项收入的征管，配合有关部门拟订收益分配制度，配合有关部门指导、监督全省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资金的收取和使用。参与管理土地、矿产等资源性资产，参与管理国家出资形成的矿业权权益，负责有关资金、基金的预算和财务、资产管理与监督。
　　（十三）履行全省测绘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职责。组织实施全省基础测绘和地籍测绘工作，负责测绘行业的管理、测绘资质资格管理工作，承担规范测绘市场秩序和地图管理职责，负责组织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负责管理国家基础测绘成果，指导、监督各类测绘成果的管理和测量标志的保护。管理全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指导地理信息社会化服务工作，审核发布重要地理信息；编制行政区域界线标准样图；监督国家测绘基准、测量控制系统的使用；承担航空、遥感测绘的报审工作。推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十四）组织开展有关土地、矿产和测绘工作的宣传、教育、科技推广及对外合作与交流工作，组织开展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推进国土资源科技进步和文化建设。
　　（十五）负责全省国土资源系统县（处）级干部的考察、考核、任免、奖惩、培训、管理、协调等工作；负责市（州、地）国土资源局领导班子的绩效考评。指导市（州、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部人事工作。
　　（十六）承办省人民政府和国土资源部、国家测绘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省国土资源厅设17个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
　　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接待、机要、档案、安全、保密、新闻发布、政务信息等工作的正常运转、制度建设、综合协调和督促检查。
　　（二）政策法规处。
　　组织起草土地、矿产、测绘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承担机关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工作，推进国土资源行业依法行政；负责国土资源政务公开工作；负责厅发文件的涉法审核工作；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的有关工作。
　　（三）调控和监测处。
　　贯彻国家有关国土资源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和分析国土资源管理、供需总量平衡、开发利用和保护以及对地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与规律，提出相关政策、规划和建议；组织国土资源重大课题调研，承担综合统计和厅内专业统计归口管理工作；承担有关重要文稿的起草工作；协调和组织厅内有关综合研究工作。
　　（四）规划处。
　　组织拟订全省国土资源发展规划，组织编制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和地质勘查与矿产开发、地质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地质遗迹保护、基础测绘等有关专项规划、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审核各地土地利用、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和省直各行业主管部门涉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承办报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审批的涉及土地、矿产规划的审核工作；承担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研究提出有关国土资源区域、城乡统筹协调、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的政策措施。
　　（五）财务处。
　　贯彻执行财务会计制度；负责省本级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及专项资金、基金的收缴、核算和监督管理；承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的管理工作和部门预决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有关工作；组织拟订厅财务、资产管理制度，承担厅机关及直属单位财务和国有资产的监管以及绩效评价工作；承担厅机关财务工作。
　　（六）耕地保护处。
　　贯彻执行耕地特殊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组织实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组织指导未利用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耕地开发及监督工作；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的有关工作，监督检查基本农田保护和耕地占补平衡有关制度落实情况。
　　（七）建设用地管理处。
　　承担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征用工作，组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承办需经省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的土地征收、农用地转用的审核、报批工作；承担重点建设项目征地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负责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征收工作；组织实施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后的监督管理。
　　（八）地籍管理处。
　　拟订并组织实施全省地籍管理办法；依法管理城乡地籍、土地确权、土地登记发证等工作；组织开展土地资源调查、地籍调查、变更调查和动态监测工作；调处重大土地权属纠纷；审核土地登记机构资质；指导地方地籍调查、登记、土地分等定级工作和各类土地登记资料的收集、整理、共享、汇交管理；指导地籍信息系统的建设，提供社会查询服务。
　　（九）土地利用管理处。
　　贯彻执行国家禁止和限制供地目录、划拨用地目录和建设项目用地标准；承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收购储备、改制企业土地资产处置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基准地价、标定地价评测工作；管理和监督城乡建设用地供应、政府土地储备、土地交易、土地开发和节约集约利用，监测土地市场和建设用地利用情况，监督管理地价，严格执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规范和监管土地市场。
　　（十）地质勘查处。
　　贯彻执行地质勘查工作标准和规程、规范；承担地质勘查资格认定、地质勘查审批登记发证和探矿权转让审批登记的具体工作；承担地质勘查行业、地质勘查资质和地下水勘查管理工作；调处探矿权权属纠纷；承担组织实施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地质勘查和地质勘查基金项目的管理工作；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活动及探矿权市场。
　　（十一）矿产开发管理处。
　　组织实施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承担矿区范围划定、采矿权新立、延续、转让和变更登记审批的具体工作；编制实施采矿权设置方案；承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备案工作；调处采矿权矿界纠纷；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开采活动、矿产品运销环节和采矿权市场；负责矿山督查和采矿业的统计工作。
　　（十二）矿产资源储量处。
　　拟订和组织实施全省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办法、标准、规程和规范；组织建立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库；承担矿产资源储量备案、登记和统计等管理工作；实施矿山储量动态监督管理，负责矿床工业指标和全省地质资料汇交、借阅及馆藏业务的管理工作；承担国家矿产地管理、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管理工作；负责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收缴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组织编制矿产资源年度和重要矿产品价格信息报告。
　　（十三）地质环境处（省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古生物化石管理办公室）。
　　组织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责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备案和地质灾害治理责任认定；负责突发性地质灾害抢险救灾综合信息的收集、汇总和报告；负责省突发性地质灾害抢险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和重大灾害以上突发性地质灾害事件的接警、灾情分析、应急方案拟订及上报工作；管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与地质灾害治理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资质；组织认定和指导地质遗迹保护区工作；承担古生物化石产地和古生物化石自然保护区的划定与监管工作，组织地质遗迹国家地质公园的申报和省级地质公园的建立工作；依法管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查和评价工作；指导城市地质、农业地质、旅游地质的勘查、评价工作；组织检测、监督防止地下水过量开采和污染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监督管理矿泉水、地热水资源开发利用。
　　（十四）测绘项目管理处。
　　组织编制全省测绘项目计划；组织基础测绘、地籍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等重大测绘项目的实施；管理测绘基准和测量控制系统；审核测绘技术规定；管理全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和测绘成果，指导地理信息社会化服务工作；编制行政区域界线标准样图；拟订推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政策性指导意见；承担航空、遥感测绘的报审工作。
　　（十五）测绘行业管理处。
　　审核测绘单位、测绘人员资格；受理测绘项目备案；监督管理测绘市场、地理信息市场和地图市场；监督执行国家测绘技术规范和质量管理规定；负责测绘成果资料汇交及其保密的监督检查工作；审核发布重要地理信息；管理地图编制出版工作，审核地名在地图上的表示；审核对外提供测绘成果和外国组织、个人在黔的测绘事项；组织管理和保护测绘标志。
　　（十六）科技宣传外事处。
　　拟订国土资源科技工作计划，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对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国土资源科技项目的立项、论证和成果的推荐工作；负责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工作；承担对外科技交流、技术引进和外事接待工作；负责宣传、新闻发布和法制教育工作。
　　（十七）人事处。
　　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机构编制、人事管理、劳动工资、目标管理、教育培训等工作；承担市（州、地）国土资源局、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和直属单位党政领导班子建设的具体工作；拟订国土资源系统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实施；承办直属事业单位有关技术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承办上级安排及厅组织的本系统出国人员的有关工作。
　　机关党委 负责机关和在筑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设置机关党委办公室。
　　离退休干部处 负责机关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纪检监察机构 省纪委派驻省国土资源厅纪检组、省监察厅派驻省国土资源厅监察室。行政编制4名。其中，纪检组长1名，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1名。
　　四、人员编制
　　省国土资源厅机关行政编制为94名。其中，厅长1名，副厅长4名；机关党委书记1名；总工程师1名，总规划师1名；执法监察总队总队长1名（副厅长级）。处级领导职数28名。
　　五、其他事项
　　（一）保留省国土资源厅机关服务中心，为厅属正县级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15名，其中，管理人员6名，工勤人员9名。处级领导职数3名，由财政全额预算管理。
　　（二）贵州省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总队（执法监察局），为省国土资源厅领导的执法监察机构，履行全省国土资源执法监察业务工作的职责。核定事业编制33名、总队领导职数3名，其内设机构设置、职责等事项另行规定。
　　六、附则
　　本规定由贵州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贵州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对抗制因素及其合理限度

2000年12月18日 13:43 作者：龙宗智 来源：南京,江海学刊
对抗性的增强是新刑诉法的一个突出特点

日本学者野田良之在研究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文化时，强调了中国诉讼文化的非对抗性，他将中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称为上诉或保护性诉讼模式，而将西方的诉讼模式称为竞争性诉讼模式〔1〕。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教授进一步将中国传统诉讼形态归纳为“父母官诉讼”〔2〕。 我国法文化学者梁治平先生也指出，对抗需建立在某种文化的共识之上，而维持整个社会的和谐，构成了中国古代法的出发点。〔3〕

家国传统与和谐精神，使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缺乏竞争和对抗的要素。正是由于这种传统，加上当时的“情境因素”，近现代中国的诉讼形式，虽采用了控辩审分离的近现代诉讼形式，但具体的道路，是倾向于欧洲大陆的诉讼形式，具有明显的“职权主义”即非对抗制特征，仍然缺乏对抗制因素。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即对抗制与非对抗制，存在重要的差别。所谓职权主义的非对抗制模式，其特征是强调国家机关的职权作用，由侦查阶段主张国家具有单方面侦查权的侦查职权主义，到审判阶段由法官直接调查积极审判的法官职权主义，都显示出一种国家主义倾向。它强调国家机关正确解决社会冲突的职权和责任，要求这些机关依据其法律责任查明真相，最大限度的保护各种应当受到保护的社会利益。我国过去的刑事诉讼，从包大人打坐开封府问案，到按照1979年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审案，虽然由于时代不同在诉讼程序的技术性设置上有重要区别（如是否允许“大刑伺候”——刑讯取供），却都是采取国家司法官员依职权主动审问的方式。在这种诉讼方式中，可能因社会的进步赋予被告人自行辩护或委托他人（如律师）辩护的权利，但在法官审问和推进诉讼的条件下，诉讼的对抗性较弱，因为法官掌握诉讼的命运，被告人原则上不能也不宜与法官对抗，而因法官在庭审时直接调查案件事实，也缺乏控辩双方进行诉讼对抗的充分条件。

另一种被称为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模式，则是以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和法官的中立听证为审判结构的基本法理。其特点是将诉讼双方视为法律地位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并以抗辩即诉讼对抗的方式推进诉讼，并从诉讼对抗中发现案件真实和妥当解决争讼。首先，从诉讼关系上看，在这种结构中，检察官已从法制的“守护人”的角色走下来，实际上成为代表国家执行犯罪控诉职能的一方当事人，并与另一方当事人——刑事被告及其辩护人形成一种法律地位平等、诉讼权利对等的相对关系。其次，从诉讼双方的任务和职能看，控诉方承担在法庭上对有罪指控进行举证的责任，辩护方则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极力进行辩护举证并抨击控诉方的立证，从而使诉讼抗辩成为庭审的基本内容。再次，从查明案情所采取的证据调查方式看，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不再采用法官直接审问的方式，而是主要依靠控辩双方进行“交叉询问”——在证人出庭的情况下，由一方作主询问，另一方针对主询问再作询问，以图抵消主询问的作用，主询问与再询问可以循环多次。这就是抗辩式证据调查。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既有价值上的考虑，又有技术上的动因。前者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国原刑事诉讼结构存在对公民个体权益保护不足的弊端，因此应强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为他们创造行使这种权利的机会和条件。后者则是认为原诉讼结构以检察官移送的侦查案卷为审判的基础，而且法官在正式审判前将全面阅卷，对案件作实质性审查，这样既容易形成有罪认识的先入为主，又使法庭的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形成所谓的审判“走过场”。“走过场”即制度虚置，而人们普遍认为，法庭审判，是以公平和公开的方式寻求公正诉讼结局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这次修改刑诉法采用了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的所谓“控辩式”诉讼形式，也就是说，在法庭上，讯问被告、询问证人、出示物证、宣读鉴定结论等，都不再以法官为主进行，而主要由检察官和律师从事这些活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控诉和辩护双方可以相互辩驳（过去只能在法庭辩论阶段进行辩驳）虽然保留了法官调查证据的权利，但以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为庭审中查明案情的主要方式，已经大大加强了对抗制因素，检察官在庭审中有某种当事人化趋势。这实际意味着以弱化职权主义因素、强化对抗制因素为基本特征的诉讼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已经开始发生。

进一步而言，这种以当事人举证为主要内容的庭审方式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尽管修正案对庭审问题的规定有一些弹性，为法理解释和司法实务留下了一定的变动空间，但法庭举证主体已发生变化，“控辩式”庭审已基本确立，这一改变不仅影响法庭审判制度，而且势必导致刑事诉讼内在机制的转变。由此而引发侦查、起诉、审判程序的结构和功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庭审是诉讼活动的中心，也是对全部诉讼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庭审的改变，对抗制诉讼方式的贯彻，将使诉讼双方趋于平等，使被告方获得较之非对抗制诉讼大得多的维护自身权利的条件和机会。而且它将促使侦查起诉方式或早或迟作相应改变。因为要让辩护方能在法庭有效举证，就必须赋予他相应的调查能力，被告辩护方的辩护性调查可能与国家侦控机关的犯罪调查同时展开并互相监督。同时，实行司法令状主义，由法官掌握搜查、扣押、逮捕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尤其是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决定权，可能成为下一步变革的方向之一，这将促使侦查中对抗性的增强。当然，从目前看，侦查模式目前大体未变。虽然已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但尚有较大限制，目前还谈不上采取以“弹劾制”侦查观支撑的对抗制侦查方式，但律师的介入和嫌疑人在侦查中地位的强化，使侦查中的对抗性显然增强，这一点却是不能否认的。

关于增强对抗性的正负效应

增强诉讼的对抗性必须伴随观念的转化。对抗式诉讼形式的设计以某种“裁判哲学”为支持。它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相对主义”，或称“相对制度”，即强调相对和对立面的设置，由相对式抗辩，“使案件置于正反意见之间悬而未决，以防止任何轻率的结论，直到主事者可以探索它的一切特性和微妙差别为止。”并由此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以抵御官僚弊端，防止国家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和侵犯。第二个要点是“辩证”思想。即以相互对立观点的交锋，即抗辩求证为寻求真理的最佳途径。由于法庭审判的任务要求获得某种确定性的结论，因此这种“辩证”方式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存在一个居于其间、踞于其上、中立客观并具有权威性的“评判者”，这就是法官的角色。

现代刑事审判是一种维护法律秩序，保护社会和公民，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机制，而将非对抗制与对抗制诉讼相比较，二者在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方式上有重要区别。前者给予国家的犯罪控制机关以更大的信任和更多的权力，同时将保护公民权益包括不冤枉无辜的责任也更多地托付予它。而后者则体现出对国家权力的某种疑虑，从而将权利更多地赋予公民个人，强调个人与国家在诉讼中的平等和对等关系，以抗辩的方式制约国家的犯罪侦查与公诉机关，保护个人权利。

相比之下，应当看到，对抗制的突出优点在于能够对国家机关的行为进行更有力的监督，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人们往往认为对抗制在程序上显得比较公正。其一是作为诉讼对抗的前提和条件的相对制度与“辩证”方法，有利于从不同侧面观察案件事实，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司法认识的偏颇；其二是提高了被告人一方的诉讼地位，使诉讼双方的诉讼地位趋于平等，使被告人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为自己辩护，这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其三是使法院成为更为中立的听证——裁判者，可以防止控审不分，有利于树立法院的公正形象；其四是将程序控制权归于当事人，使争议各方对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容易感到公平和满意。对此，有关的调查和实验表明，无论实际上的利弊得失如何，人们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偏爱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程序。〔4〕

但在另一方面，增强对抗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从结构功能分析，向对抗制发展可能带来几项弊端，其一，当事人倾向。由于对抗制度将诉讼双方设定为诉讼立场相互对立的诉讼当事人，双方出于当事人立场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各种手段实现胜诉。在这里“胜诉”是最重要的，而实现正义，即对犯罪予以适当的制裁和对无辜者予以保护，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其二，由于诉讼被当事人推进，诉讼结局受双方的诉讼技巧影响较大，一般认为，它较之法官职权主义，不利于查明案件的实质真实，而查明真实是刑事诉讼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实现正义的先决条件；其三，由于对抗制带来的“牙科医生式的诉讼作业”，即反复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以及由当事人推进诉讼，必然降低诉讼的效率，“从重从快”难以贯彻；其四，大大增加了指控的难度，在目前我们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条件之下，对打击犯罪不利；其五，增加了国家的诉讼负担，目前刑事司法的经济资源可能难以支持；其六，辩护举证受被告人经济状况影响较大，可能使法律在金钱下倾斜，辛普森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

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些问题，新刑诉法保留了相当的职权主义因素，如不采“起诉一本状主义”，要求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和证据目录；不承认法官的完全被动，而赋予法官相当的调查和控制审判的职权。这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对抗制的弊端。当然，反过来也可能恰恰因此而致使庭审实务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原状。在诉讼制度改革尤其是在现代对抗制和非对抗制之间作出取舍时，应当看到两种诉讼结构的利弊依附性，对某一种制度，用其长处也必然要承受它的不足，“择优结合”、“用利去弊”的说法虽然动听，但难免有画饼充饥之嫌。因此在诉讼制度改革时不能苛求有利无弊，更不能奢望完美。

确立对抗制因素的合理限度

利弊共生的情况下，关键在于价值观和价值选择。首先要对原体制作一个基本的估价，应当承认它的主要弱点在于忽视了对进入诉讼过程的公民个人的保护，以此为基点，在推进某种民主化改革的同时应当承认某些“必要的丧失”。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大处着眼”，即宏观评估。因此而言，在原有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增强诉讼的对抗性是必要的，这种增强，是要保证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双方，尤其是辩护对公诉方，能够发挥为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尤其是保证进入刑事诉讼的公民个人的权利所必须的制约能力。也就是说，应当形成一种“他律”的合理机制，而不能仅仅依靠或基本依靠国家机关的“自律”。而且，这种“他律”，主要是一种“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即“民”对“官”的制约机制。

基于上述考虑，在程序运作中，有几个要点应予注意：一是律师的及时和有效的介入以及对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制约。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受的地位、环境和行为条件以及知识技能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其辩护权的行使不能不较多地依赖于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及时介入，对于防止和纠正侦查的封闭性以及所带来的某种片面性和侦查越轨，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此，新刑诉法已经确认，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司法实践中切实贯彻这一立法精神。而这个问题至少在目前是值得引起注意的。这是因为：其一，由于我国强大的国家司法传统和相对弱小的“民间势力”，尤其是重视安全和安定，强调打击和控制犯罪的价值观，使得公民权利易被国家权力所压制，加之我国目前律师制约机制不健全的现实，更为这种压制找到了比较合理的说法。其二，从目前的一些方案和实际部门的心态看，也比较倾向于从严从紧控制律师的介入，尤其是侦查阶段的律师活动。如会见的时间、次数限制，利用“涉密规定”禁止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等。其三，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易生岐义，实践中可能不利于立法精神的切实贯彻。例如国家秘密条款，从字面理解，所谓国家秘密，应该是指国家保密法所确定的秘密事项范围，刑事侦查中的保密事项和材料等司法秘密亦应包含其中。如此解释，就可能将律师基本排除于侦查程序之外。这显然与立法精神不合。这里的国家秘密应当作限制性解释，至少应排除案件本身。利用某些条款限制律师权利的问题在不少国家都曾出现。如日本刑诉法第39条第3款鉴于在押嫌疑人的调查时间有限， 为协调辩护人会见与侦查上的必要之间的关系，规定在侦查上有必要时，可以指定上述会见的场所和时间。过去，侦查机关利用这一规定，采用“一般指定”和“具体指定”制度大量限制律师会见嫌疑人，但90年代以来情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变，律师会见权进一步得以实现〔5〕。日本的例子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二是对强制性诉讼行为尤其是强制侦查的司法控制。在刑事诉讼中，强制性诉讼行为即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主要是指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为了发现和保全证据，控制和“保全”嫌疑人，而依法采取的各种具有强制性的方法。依强制客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对人的强制措施和对物的强制措施，前者如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以及逮捕，后者如搜查、扣押、冻结等（我国刑事诉讼中通常只将对人身的强制称为强制措施，而将对物的强制称为“专门调查工作和强制性措施”）。强制措施对于刑事司法说来，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但同时却又会或多或少地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及其他权益造成侵害，因此，强制措施必须控制在必要限度内。在刑事诉讼中，近现代人权思想的发展，主要就是以刑事程序中强制措施的抑制或合理化为中心展开的。主要的办法是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实行法律控制，尤其是司法监督，即实行强制措施适用的“司法令状主义”，要求强制措施在一般情况下应根据由独立的司法官员审批后签发的“司法令状”才能实施。

随着人权保护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防止犯罪控制机关滥用强制权，加强对强制措施的司法控制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诉讼中对抗制因素的增强对司法控制的要求提高了；而且这种增强可能带来的“当事人化”（即角色偏向）的消极影响，也需要加强司法控制对其予以防止。例如，对新刑诉法规定的拘留措施在几种情况下（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等）可以延长至一个月才报捕的规定，学者们颇有微词。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将一名嫌疑人关押时间的长短，而在于这个较长的关押时间未获得司法的审查和监督，我国刑事诉讼中采用的对侦查活动的检察监督对这一块实际上是不能控制的，对抗制原则在这里也是不适用的。虽然立法上确有弥补收审取消而带来的手段欠缺之意，但从总体上看似乎超出了一个必要的限度。再如侦查中的搜查措施，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确定，随意性较大，今后的方向是可以考虑加强对这种措施的司法控制。

具体的司法控制方案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可以考虑仍用对侦查活动实行检察监督的方案，因为这种做法有宪法和刑诉法奠定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比较现实，对侦查活动所带来的影响也比较小。尤其是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对强制措施的使用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的如逮捕，由于涉及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职责与形象以及赔偿的可能，检察机关的批捕十分慎重。1996年3月， 人大修改刑诉法的决定修改了逮捕条款，放宽逮捕条件的立法意图十分明显，但就是这样，检察机关目前仍倾向于从严掌握逮捕，因为仍然存在形象与赔偿问题。当然，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今后不排除将某些最重要强制措施的审批权交给更中立和独立的审判机关行使。

三是审判活动中对抗制因素的确定。这主要体现在控辩式庭审需在一定程度上切实贯彻对抗求证的精神。目前控辩式庭审的大框架虽已由立法确认，但具体的方式却还有待摸索，其完善与成熟无疑还要有一个过程。在庭审程序的具体设置和掌握上，应当注意使控辩式不流于形式走过场。例如，庭审调查可以借鉴国外对抗制庭审的基本证据调查方法：交叉询问——区分控方举证和辩护方举证阶段，证人由提出一方作主询问，另一方作交叉询问，可以再询问，提出证人一方享有最后询问权。这种方法已经为长期的对抗制庭审实践以及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证明是以控辩双方举证为主的诉讼形式中查明案情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方法。这种方法集中体现了对抗制诉讼抗辩求证的精髓，使证据内容的各个侧面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显现，而且能够真正贯彻“质证原则”，使证据的真伪、可信度得到检验。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对抗制因素必须注意控制其限度，以防止其消极影响，而且注意对抗制因素与我国司法制度及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要求，基本构架与运作机制相协调。首先，我们不能忽视目前中国由于历史传统、价值取向、社会心理特征，以及现实的政治结构所形成的这块土壤。在一块典型的适合于职权主义生长的土壤上移植一种异质的诉讼结构，如果不注意双向改造以求相互适应，就很可能发生“南橘北枳”效应。我们与日本、意大利毕竟还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一种大背景的区别）。中国目前条件下，就增强诉讼对抗性尚缺乏一些基本的制度环境和实际条件，处于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的立法者和司法者都不能走得太远，否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重视安全、依赖国家权力的保护作为一种国民性格特征和社会心理具有较为恒定的性质，这个社会必然要求国家有效地发挥其“警察职能”，确保正常的社会秩序以及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尤其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更为严重，而且呈现出更强的智能化和组织化的趋势，这种情况下，如果诉讼中对抗性太强，犯罪控制机关将更难完成他们的社会使命。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为了保证犯罪控制的效率和效益，中国的审判制度改革向对抗制的跨度不应太大。具体要求是对抗制因素不能对国家的刑事司法能力造成较大的损害，要基本保证侦查、检控犯罪的有效性，以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秩序。这在制度设计和操作上应当注意：

其一，仍要充分肯定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而应努力避免其当事人化。

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务，这是司法制度对检察官的基本要求。可以想见，拥有公诉裁量权、侦查权与一定的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如果不能持客观态度，公正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无疑会造成巨大损害，而公正的审判也势必难以实现。

检察官客观公正地履行职务，就是要求检察官不是单纯地站在追诉者的立场，而应站在法律的立场，作为“护法者”，保证切实正确地实施法律。他必须着力于发现案件客观真实，在诉讼过程中，必须以客观态度既注意对被告不利的方面，又注意对被告有利的方面，一旦发现被告受到不公正待遇包括不适当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则应当为之作出纠正的努力，包括撤销起诉以及为被告利益提出抗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