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汽车交通事故及其民事赔偿

张孝鸿 汪少明


一、研究汽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的必要性（或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汽车等机动车辆日益成为与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重要交通工具。尽管我国的汽车拥有总量占世界汽车总量的比例很低，汽车人均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受路况、车况差等客观条件及人们交通守法意识淡薄等主观因素影响，我国汽车交通事故的数量和损害后果却并不低。2001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为76万件，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0.6万人死亡，54.9万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0.9亿元。大量的交通事故及其严重的损害后果，客观上使交通事故的事前防范和事后处理变得更加迫切。尤其在事后处理上，尽管现行法律对汽车交通违法行为人的行政处罚（如罚款、吊销驾驶执照、拘留等）和追究刑事责任作了详尽规定，但是，对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还很不完善，使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在解决汽车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方面难以操作，更让受害人难以了解民事赔偿的具体内容、程序、是否公平等，维护自身权益。
我国现行法律对汽车交通事故中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一是《民法通则》等基本法律；二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等行政法规；三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如1992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四川省公安厅发布的《四川省实施中若干问题暂行规定》等。四是公安部制定的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有关部门单独或联合发布的通知（批复）等规范性法律文件。
但是，上述规范性文件对汽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的规定很不完善，主要体现在：
第一，没有考虑到汽车营运中的优势地位和汽车以外的非机动车、行人的弱势地位。汽车与其他交通工具如自行车相比，在其结构和操作上都比较复杂，在营运中表现出更大的危险性。法律应当赋予汽车所有人、使用人较非机动车所有人、使用人和行人等更多的注意义务，承担更大的风险责任。但是，现行法律却将汽车交通事故与其他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作出共同性规定，没有充分反映出汽车这种交通工具的危险性和处理汽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时对非机动车、行人的特殊保护。
第二、立法矛盾突出：全国性立法之间存在矛盾。按照民法学界的一般观点，《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的“高速运输工具”包括汽车等机动车辆，汽车交通事故应当属于严格责任的范畴。但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条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包括汽车交通事故）是“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特别法及事故处理机关将汽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视为过错责任。
第三，对受害人的赔偿标准不科学、不统一、不规范。一是由各省级公安、民政部门每年规定损害赔偿标准，执行时间为当年5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导致同年同地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赔偿标准不一致，不利于对同类受害人的公平保护。二是受害人为城镇人员的赔偿标准远远高于农村人员，不符合部分地区农村人员年均收入已同于甚至高于城镇人员年均收入的实际，缺乏对农业人员的公平保护。三是赔偿中只规定了对物质损失的赔偿，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
因此，研究汽车交通事故民事责任的承担，对完善汽车交通事故处理的立法、指导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对事故赔偿问题进行调解、裁决、维护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正确理解汽车交通事故的基本含义
本文所指汽车交通事故的外延较道路交通事故的外延狭窄。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称《办法》）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以下称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法《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以下称违章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从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形态上，可分为机动车与机动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机动车与行人或乘车人以及非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非机动车与行人或乘车人之间发生的事故。汽车交通事故实质上限于机动车与机动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机动车与行人、乘车人之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
汽车交通事故有以下特征：一是在道路上发生。这里的“道路”包括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车站、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场所。公路则是指根据公路法的规定，经公路主管部门验收认定的城间、城乡间、乡间能行使汽车的公共道路，包括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在地面上借助铁轨运行的机动车辆如有轨电车、火车所造成的交通事故，不属于汽车交通事故。我国《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火车与车辆、行人在铁路道口发生的交通事故，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处理。二是发生在机动车与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乘车人之间。三是在汽车营运过程中发生，即至少有一方车辆处于启动、行驶、刹车、减速、加速、转弯等运动过程中。机动车辆一方处于正确的停放状态而非机动车辆一方或行人处于运动状态所发生的事故，不属于汽车交通事故。四是有损害后果，因汽车交通事故的发生造成了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
笔者认为，不论道路交通事故还是汽车交通事故，都属于“事故”。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事故”是指“意外的损失或灾祸”；“意外”指“意料之外”。因此，凡是在汽车营运中发生的“意料之外”的损失或灾祸都属于汽车交通事故，它并不以行为人违章或有过错为要件。《办法》将当事人主观上有过失及违章行为、违章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作为道路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显然忽略了道路交通事故了就是事故的一种，曲解了“事故”的内涵，从而认为汽车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为过错责任，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和及时解决事故。这样，就可以对汽车交通事故下定义，所谓汽车交通事故，就是机动车辆一方在地面营运过程中与其他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乘车人之间发生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
这里着重阐明几个相关概念，一是汽车机械事故。所谓汽车机械事故是指驾车人无法预见、突然发生机械故障所导致的损害后果的事故。根据上文理解，只要是汽车在地面营运过程中与其他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行人发生了损害后果，不论其原因如何，不论是否机械事故，均应视为汽车交通事故。只是在认定责任的主体、处理依据、处理程序和责任承担等与一般的由公安交通机关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不同而已。如果汽车所用人（管理人）、使用人能够发现机械故障但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避免事故发生，可以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进行认定和处理；如果是汽车所用人、使用人不能预见、无法克服的汽车质量问题所造成的损害，受害人可根据损害赔偿及产品质量法等规定向侵权行为人、发生质量问题的责任人要求赔偿，可不必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解决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是汽车刹车（门伤）事故。汽车刹车（门伤）事故是汽车在起步、制动、转弯过程中导致乘车人剧烈晃动，与其他物体发生碰撞，或开、关车门时发生挤压造成旅客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事故，它也属于汽车交通事故。汽车刹车（门伤）事故造成受害人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并非完全基于汽车驾驶员的违章行为而承担的赔偿责任（实践中，未必有违章行为），主要是基于交通运输合同对保障旅客人身安全的要求。根据《合同法》第302条的规定，承运人对旅客在运输过程中的伤亡负的是无过错责任而非过错责任，除非承运人能够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或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承运人对旅客伤亡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则上，对造成人身伤亡的汽车刹车（门伤）事故，适用严格责任；对仅造成财产损失的汽车刹车（门伤）事故，应适用过错责任。受害人可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规定向承运人（汽车所有人或使用人）要求民事赔偿或提起诉讼。
三、汽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就是确定行为人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准则。它是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为确定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在我国民事立法和损害赔偿理论中，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可以分为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过错责任，是指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构成要件，以此判断行为人对其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实质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它是指若受害人（原告）能证明所受损害由施害人（被告）所致，而施害人（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推定被告有过错并承担民事责任。其与过错责任的区别在于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证明自己无过错的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以已经发生的损害后果为价值判断标准，无过错的行为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公平责任，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对损害后果均无过错，以公平考虑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由双方当事人公平分担损失的原则。
汽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在各国立法例上不尽相同，从我国现行全国性法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看，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在德国，对汽车时速超过20公里以上发生的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按严格责任确定。反之，则按照一般侵权责任对待。德国法的做法已经被日本、法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所广泛接受。
笔者认为，我国汽车交通事故民事责任的承担在归责原则上应当借鉴德国法的做法，同时体现我国的立法特点。具体包括：对汽车与其他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适用过错责任；对汽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对发生汽车刹车（门伤）事故，致乘客（旅客）伤亡的，适用无过错原则，仅造成旅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理由分别是：
第一，汽车等机动车辆对非机动车和行人而言，是一种危险性比较高的机器，它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时，汽车及其使用人（或所有人）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和损害程度都比非机动车使用人（所有人）、行人低，因此，汽车使用人（或所有人）应当对自己的拥有的危险物所产生的损害后果负责，承担教高程度的责任。此外，汽车使用人（或所有人）是汽车运动的受益者，利益的享有者应当对所获得的利益付出更多代价，才能体现法律对强者—汽车与弱者—非机动车、行人的公平保护。因此，对汽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规定由受害人证明损害后果系行为人所致，若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就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并据此确定其责任。
第二，机动车之间优势差异较非机动车、行人小，根据交通法规容易认定驾车人的违章行为，便于确定行为人过错程度。因此。对汽车与其他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便于事故处理机关迅速认定责任，提高解决事故的效率。
第三、汽车所有人、使用人与乘客（旅客）之间一旦建立客运合同关系包括旅客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经承运人许可无票搭乘，承运人（汽车所有人、使用人）就负有在运输过程中确保乘客人身安全的义务，除非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或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即使承运人客观上无过失或证明自己无过失，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应当说，这是新《合同法》第302条对发生的刹车（门伤）致人身伤亡事故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根据新《合同法》第303条的规定，对刹车（门伤）造成旅客（乘车人）自带物品损失的，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如果旅客自己也有过错，则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可以减轻承运人的责任。因此，对发生的门伤、刹车交通事故区分是人身损害还是财产损失，分别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民事责任的承担。
四、汽车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的确定
汽车交通事故造成损失后，“找谁索赔”、“索赔范围多大”、“损失如何分担”等问题是受害人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处理事故，解决民事赔偿的难点问题。
（一）民事赔偿的主体
从理论上讲，汽车交通事故的当事各方都可以成为民事赔偿的主体。但是，在实践中，非机动车、行人、乘车人一方多为受害主体，为赔偿请求权人，机动车方常常是施害主体，为赔偿义务人。因此，确定民事赔偿的主体实质就是明确机动车方具体的赔偿义务人。通常存在以下情况：
1、事故发生时，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为同一人，赔偿义务人为机动车所有人（这里所指使用人是驾驶车辆的人）。当车辆由其所有人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时，受害人有权直接要求机动车所有人赔偿损失。
2、事故发生时，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同，则应看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驾驶人员）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确定赔偿主体。
其一，机动车使用人（驾驶人员）是受机动车所有人雇佣或是该单位职工，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驾驶人员）之间有雇佣（劳务）合同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机动车使用人（驾驶人员）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时，应由该机动车所有人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该机动车所有人履行赔偿义务后，可依据单位内部管理规定或雇佣（劳务）合同向机动车使用人（驾驶人员）追偿。
其二，机动车使用人（驾驶人员）租用或借用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实践中，常常仅以机动车所有人为赔偿义务人，机动车所有人履行赔偿义务后，再向租用人或借用人进行追偿。笔者认为，机动车租用人或借用人同机动车所有人一样，是汽车交通运输的受益者，是机动车租用人或借用人的行为与机动车所有人的车辆的结合造成对受害人的损害，因此，机动车租用人或借用人应与机动车所有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为了更有利于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立法上可规定双方负连带责任；受害人可向其中任一方或双方提出赔偿请求。
其三，盗开他人机动车辆（包括秘密使用他人车辆和取得他人车辆的所有权）造成交通事故时，机动车所有人不仅主观上无过错，且自己也是受害人，根据公平原则，不应对其他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该类汽车交通事故的赔偿主体仅限于盗开他人机动车辆造成交通事故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在许多地方，营运客车由个人出资购买但车籍挂靠到运输公司（运输公司收取管理费）造成交通事故，处理时，通常将运输公司视为车辆所有人，由运输公司先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出资购买车辆的人追偿。笔者认为，出资购买车辆的人是车辆实际所有人，在交通运输中获得利益。运输公司只是车辆管理人而非所有人，与当前某些主管部门收取下属企业管理费一样，运输公司只是收取了车辆实际所有人的管理费，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数额不应超过其收取的管理费。因此，此类交通事故的赔偿主体主要是车辆实际所有人和运输公司。
（二）民事赔偿的范围
汽车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根据《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6条的规定，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受害人财产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失不包括在内。笔者认为，根据当前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某些案例已经考虑并确认了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在处理个别交通事故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考虑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充分保护交通事故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受害人权益。
（三）民事赔偿的程序与责任分担
根据《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5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这说明立法上认为：交通事故责任=损害赔偿责任。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与该《办法》第44条机动车方无过错也应承担10%的经济损失的规定矛盾。这一矛盾规定的认识根源在于，没有对交通事故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进行逻辑区分，导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结果直接成为损害赔偿责任分担的依据。实际上，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环节与确定损害赔偿的分担的环节之间，还有一个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优者负担危险”原则。
如前所述，汽车具有较高的危险性，车辆所有人、使用人应承担更多的危险，用以调整与受害人的关系，实现社会公平。这即是国外立法创设的“优者负担危险”原则。根据该原则，行为人与受害人具有同等过失的条件下，考虑到双方对道路交通法规注意的轻重，按机动车辆危险性的大小以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分配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优者负担危险”主要体现在：事故发生时，汽车（机动车）之间，以增减速、控制力等性能上较好或速度、硬度、重量、大小等对他人汽车危险性较多的为优者；汽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以汽车（机动车）为优者；汽车（机动车）与行人、乘车人之间，也是以汽车（机动车）为优者。
在确定损害赔偿时，酌情考虑“优者负担危险”的因素，可以使受害人在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因弱者（劣势）地位承担的风险或损害在赔偿时得到补偿，符合公平原则，更利于对受害人的权利保护。因此，交通事故处理的公式（或程序）应当是：
交通事故责任+“优者负担危险”＝损害赔偿责任
具体落实到汽车交通事故的处理上是：
（1）汽车与汽车之间的交通事故：首先，根据违章行为确定过错，认定事故责任，初步确定赔偿的承担比例；然后，分析汽车之间的优势，对优者酌情增加承担比例；最后，根据增加承担比例后的结果，确定损害赔偿的分担比例。例如，一辆东风大货车与一辆长安面包车发生碰撞，发生修车费10000元（东风大货车3000元，长安面包车7000元），交通管理机关认定两车负同等责任，初步确定赔偿比例各为总损失的50%，即双方各承担5000元，但是考虑到东风大货车大小、重量、硬度等比长安面包车的危险性多，在事故发生时占有优势，故酌情增加10%的承担比例，最后，东风大货车与长安面包车对10000元损失的分担比例为60%和40%，即东风大货车方承担修车费6000元，长安面包车方承担修车费4000元。
（2）汽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确定赔偿责任的程序和思路同上。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当汽车（机动车）无责任时，若非受害人故意自己伤害或进入高速公路，汽车（机动车）方应承担10%的经济损失。《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4条的规定，正是“优者负担危险”原则的立法体现。只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需要在立法和学理研究中进行完善。


参考书目
1、王利民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我国继父母子女制度的弊端和完善

王克先


　　[摘 要] 继父母是指母之后夫或父之后妻，继子女是指夫与前妻或妻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产生父母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反之，无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继父母与继子女在什么情况下才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法律未作规定，理论和实践中也未形成一致意见。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产生父母子女权利义务没有真正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弊端很大，应予废止，建议代之以收养，并设立回报性扶助制度和有条件继承制度。
　　[关键词] 继父母子女 制度 弊端 完善
　　在现代社会，离婚、再婚已不再是世俗不能忍受的事了，而随着离婚率的升高，因继父母子女关系产生的矛盾逐渐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1972年2月赵某（男）与潘某（女）结婚，1984年11月两人离婚，无子女。
1967年12月吴某（男）与李某（女）结婚， 1971年1月生女儿吴某燕，1974年4月生女儿吴某姝 ，1983年5月吴某与李某离婚。
1986年3月，赵某与李某结婚，李某携女儿吴某燕、吴某姝与赵某共同生活。1996年8月，与李某与赵某离婚。
1999年5月，赵某与陈某（女）结婚，2003年2月生女儿赵某某。2006年11月赵某因交通事故死亡。
2009年7月，吴某燕、吴某姝以自己是赵某继子女为由，以陈某 、赵某某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承赵某的遗产。
吴某燕、吴某姝的理由是：1986年3月，赵某与李某结婚，李某携女儿吴某燕、吴某姝与赵某共同居住生活，吴某燕时年15岁、吴某姝时年11岁，均未成年，与赵某共同居住生活，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1996年8月，赵某与李某离婚时，吴某燕、吴某姝均已成年，吴某燕、吴某姝是赵某共同抚养教育成人，故吴某燕、吴某姝是赵某的继女儿。
被告陈某 、赵某某认为，虽然吴某燕、吴某姝因母亲李某与赵某结婚，随母亲李某与赵某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但不能据此就认为赵某与吴某燕、吴某姝形成了继父母子女关系。
1、吴某燕、吴某姝的生父吴某至今健在，吴某与李某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仍有抚养义务，吴某燕、吴某姝随母亲李某与赵某共同生活，赵某对吴某燕、吴某姝的并非抚养义务，只是因妻子的关系对其子女照顾而已。
人民法院关于吴某与李某离婚民事调解书也确定：李某系吴某燕、吴某姝的直接抚养人，夫妻共有财产除300元外均归李某，夫妻共同债务全部由吴某归还。
2、李某与赵某已于1996年11月离婚，双方不再往来。而吴某燕、吴某姝与生父吴某共同生活，赡养生父吴某。与赵某之间何来继父母子女关系。
3、《婚姻法》第27条关于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的精神实质是针对未成年子女和年老的继父母而言。
吴某燕、吴某姝对赵某未尽赡养义务，以继子女身份继承赵某的遗产，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原则。
　　二、继父母子女概念
　　（一）父母子女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又称亲子关系，“亲”即父母，“子”指子女。父母子女是最亲近的直系血亲，是家庭主要成员。父母子女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作用，承担了抚养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重责。父母子女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即亲生的父母子女关系，是指基于出生的事实而产生的父母子女关系，具有生物学上的血缘联系，包括婚生的父母子女和非婚生父母子女。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除可因送养子女而解除外，不存在可以解除的其他理由。
二是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是指基于收养或再婚后存在抚养教育关系而形成的父母子女关系，不具有生物学上的血缘联系，主要包括养父母子女、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可以人为解除。
　　（二）继父母子女
　　继父母，是指母之后夫或父之后妻。继子女，是指夫与前妻或妻与前夫所生的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因婚姻关系产生，而没有自然血亲关系。生父母离异或一方死亡后，只要与自己的生父或生母再婚的人，不管自己是否已成年，也不管是否受其抚养，对方均是自己的继父母。与离异或丧偶者结婚，不管对方与前夫或前妻所生子女是否已成年，不管是否与其形成抚养关系，对方与前夫或前妻所生子女均是自己的继子女。
　　继父母子女关系是一种姻亲关系，是亲属中的一种。亲属，是指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一经法律调整，便在具有特定亲属身份的主体之间产生了法定的权利义务。根据亲属关系的产生原因，理论上将亲属分为配偶、血亲与姻亲。其中的姻亲，是指以婚姻关系为钮带而产生的亲属。男女结婚以后，配偶一方与对方亲属之间就产生姻亲关系。
　　（三）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法律关系
　　一般而言，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是由于出生、收养等事实，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则不同，而是由于父或母再婚。但是，仅凭生父母再婚这一事实，并不必然在继父母子女之间产生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婚姻法》第21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着规定。”这就是说，继父母子女之间，只有在一起共同生活形成抚养教育关系，才产生父母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对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继父母子女之间无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涉及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赡养、析产、继承等纠纷中，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对案件结果起到决定作用。
　　法律规定，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继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父母一方的再婚而产生，不同于亲生父母子女关系具有天然的稳定性，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种关系的初始状态是一种姻亲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姻亲之间没有法定的抚养赡养义务，只有当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了抚养教育，才有可能得到继子女的赡养。当然这种关系已经不是姻亲关系，而转化成为了拟制的血亲关系。但这种继父母子女的拟制血亲关系，与收养所建立的拟制血亲又有所不同，继子女在与继父母建立拟制血亲性质的父母子女关系的同时，与生父母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仍然存在，存在双重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继父母子女的类型
　　如前所述，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将继父母子女分为二种类型：
　　1、名份型，即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如生父母与继父母结婚时，继子女已经成年，或虽未成年但由其生父母提供生活教育费用，或与其他亲属共同生活，未受继父母抚养教育，此类继父母子女关系为纯粹的直系姻亲关系。
　　2、抚养教育型，即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生父母与继父母结婚时，继子女尚未成年，他们随生父母一方与继父母共同生活时，继父母对其承担了部分或全部生活教育费，或继子女的生活费由生父母供给，但与继父母共同生活，受到继父母的教育和照顾，形成了拟制直系血亲关系。
有人认为可以将继父母子女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在前面二种类型的基础上加一种收养型。即继父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收养该子女为其养子女，同时，该子女与共同生活的生母父一方，仍为直系血亲关系，而与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生父母一方的权利义务则随之消灭。
　　笔者认为，收养型中的继父母子女实为养父母子女关系，不应归入继父母子女关系。因为《收养法》第14条的规定，继父或者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可以收养继子女。而第22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四、继父母子女抚养教育关系的认定
　　继父母与继子女在什么情况下才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婚姻法》未作规定，理论和实践中也未形成统一意见，从《婚姻法》的立法本意来看，确认继父母子女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1、继子女属未成年人。
　　一般而言，需要抚养教育的继子女是未成年子女（其他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本文不讨论）。现实生活中，有的继子女已经成年，继父母仍然对其照料或资助，这与亲生父母对成年子女没有法定抚养义务一样，继父母对成年继子女的照料或资助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抚养教育，不形成具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有人认为成年继子女赡养了继父母，也可以认定为形成抚养关系。笔者认为，成年继子女虽然赡养了继父母但并没有受到继父母的抚养教育，不符合《婚姻法》第21条第二款的规定，不能因此认定双方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如果据此认定双方形成拟制血亲性质的父母子女关系，这种赡养便成为法定义务，成年继子女与继父母在这种情况下的权利义务显然是不对等。
　　2、继父母负担了继子女的全部或部分抚养教育费用。
　　继父母负担了继子女部分或全部抚养教育费用是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最重要条件。即使继父母与继子女没有生活在一起，继父母为继子女提供了生活费或教育费就应认为继父母是在履行抚养教育的义务。如果继父母不负担继子女的抚养教育费用，即使生活在一起，一般也不应认定他们之间有抚养教育关系。
　　3、继父母与继子女共同生活，对继子女给予照料、教育和保护。
　　如果继父母无收入或收入不高，给付继子女生活费用不多，但在共同生活期间对继子女给予照料、教育和保护，使继子女得到健康成长，也应视为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
　　4、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教育达到一定的期限。
　　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教育是否达到一定期限，是衡量继父母和继子女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另一个条件。这个期限多长为妥不能一刀切，应根据个案确定。
　　5、继父母有抚养教育继子女的意思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