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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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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解决中文域名注册和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的规定，参考国际社会有关域名争议解决的做法及相应规则，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文域名与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商标之间争议的解决，但须服从于以下条件：
（一）被投诉的域名仅限于由域名申请人选定的，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英文名称为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以下简称ＣＮＮＩＣ）负责管理和维护的中文域名。
（二）除请求保护的对象已被有关机构认定为驰名商标者外，本办法生效之前注册的域名，自本办法生效之日起满2年的；本办法生效之后注册的域名，自注册之日起满2年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不再受理。
（三）本办法仅由经ＣＮＮＩＣ认可并授权的中文域名争议解决机构负责实施，且仅对相关争议的当事人及中文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具有约束力。
（四）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仅受理以商标权人为投诉人，域名持有人为被投诉人的争议。域名持有人对商标的使用有争议的，应通过其他渠道寻求解决。
第三条 中文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以下简称“争议解决机构”）是基于ＣＮＮＩＣ的认可与授权，依据本办法负责中文域名争议解决的民间机构。争议解决机构应当本着独立、中立、快速、便捷的原则处理域名争议，并严格遵守本办法中有关中文域名争议解决的各项规定。为了保证本办法规定的各项规则的有效实施，争议解决机构应制定详细的程序规则，并在征得ＣＮＮＩＣ认可后公布实施。
第四条 争议解决机构实行专家组负责争议解决的制度。供争议双方当事人选择的专家应充分掌握网络、知识产权及法律领域的专业知识，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且能够独立并中立地对域名争议作出判断。专家名单由争议解决机构负责确定，并通过在线方式广为公布。
第五条 争议解决机构所作出的裁决只能涉及注册域名自身状态的变化，不涉及任何其他救济方式及手段，且将无条件服从于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与仲裁机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
第六条 任何认为注册域名侵害其商标权的商标权人，均有权向争议解决机构提出投诉，请求争议解决机构依照本办法作出裁决，以保护和实现其权利。
第七条 针对注册域名的投诉获得支持的前提条件是：
（一）投诉人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商标权；
（二）被投诉的域名与该商标相同，或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相似性；
（三）域名持有人对该域名及包括该域名的其他字符组合不享有商标权，也没有受法律保护的其他权利和利益；
（四）域名持有人对该域名的注册与使用具有恶意；
（五）投诉人的业务已经或者极有可能因该域名的注册与使用受到损害。
投诉人应当出具有效证据，证明以上各项条件同时具备。
投诉人请求保护的商标已被有关机构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前款第五项规定的条件无需另行举证。
第八条 用以证明域名的注册与使用具有恶意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
（一）域名持有人曾要约出售该域名，且索要的价格不合理地超过其注册时支出的费用，具有营利性。
（二）域名持有人注册有关域名的目的并不在于自己使用，而在于阻止商标权人利用自己的商标或其中的组成部分作域名。
（三）域名持有人以营利为目的，通过故意制造与投诉人享有商标权的标记之间的混淆，引诱、误导网络用户访问域名持有人的网站或其他联机地址的。
第九条 域名持有人举证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域名注册与使用的恶意将不予认定：
（一）域名持有人或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对构成域名的标识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的。
（二）在收到争议通知之前，域名持有人已开始正当地使用该域名，或者在其提供商品或服务过程中，善意地使用与该域名相同的标记，且已因而获得相当知名度的。
（三）商标权人的投诉构成“反向域名侵夺”的。
第十条 商标权人恶意利用中文域名争议解决程序，意在剥夺正当的域名持有人所持有的域名的情形属于“反向域名侵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被争议域名的注册及使用没有恶意，也没有给注册商标或其权利人带来不利影响，或者这种影响属于正常商业竞争的；
（二）投诉人在被投诉的域名注册之前已经注册了完全不同的其他域名，又未提供足以使争议解决机构确信的证据，证明其当初未注册该域名有适当理由的；
（三）被争议域名注册时，请求保护的商标尚未在中国注册，也没有被有关机构认定为驰名商标的。
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域名的“使用”仅指将已经注册的域名投入运行，用作网络地址的外部代码，通过网络系统的解析，引导网络用户到特定的网站或网页。凡以身份标识、产品标识、网站及网页标识等非网络地址外部代码的方式使用域名的，均不属于本办法所称的使用。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机构受理投诉人的投诉后，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组成专家组，并由专家组按照规定的程序对有关争议进行处理。
第十三条 投诉人针对同一域名持有人持有的多个域名提出争议的，投诉人与域名持有人均有权请求争议解决机构将多个争议域名合并为一个争议案件，由同一个专家组处理。
第十四条 在专家组就有关争议作出裁决之前，当事人一方认为其中的专家与对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有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的，有权向争议解决机构提出请求，要求该专家回避。
第十五条 在域名争议解决过程中，域名注册服务机构除应争议解决机构的要求提供与域名注册及使用有关的信息外，不以任何身份或方式参与解决程序。
第十六条 在认定投诉人的投诉成立的前提下，争议解决机构对注册域名的处理结果应仅限于：
（一）注销已经注册的域名；
（二）将注册域名转移给投诉人。
第十七条 在依据本办法提出投诉之前，争议解决程序进行之中，或者专家组作出裁决后，争议双方均可就同一争议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或者基于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如果争议解决机构裁决撤销注册域名，或者将注册域名转移给投诉人，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将于执行该裁决之前等待30个工作日。在此等待期内，如果当事人提供的有效证据表明，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已经受理有关争议，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将不会执行争议解决机构作出的裁决，并将根据下列情况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一）提起诉讼或提请仲裁的一方已经撤回起诉或投诉，或者有关的起诉或投诉已被驳回时，执行争议解决机构的裁决；
（二）受理争议的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作出裁判，且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此种裁判；
（三）争议双方经受理争议的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调解达成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执行该协议。
第十八条 争议解决机构建立专门的网站，通过在线方式接受有关域名争议的投诉，并公开发布与域名争议案件有关的一切资料。但经当事人请求，争议解决机构认为公开后有可能损害当事人利益的资料和信息，可不予公开。
第十九条 ＣＮＮＩＣ有权根据网络及域名系统的发展，以及中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的变化等情况对本办法加以修改。修改后的办法将通过网站公布，且于公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本办法修改前已经提交到域名争议解决机构的域名争议不适用新办法。
修改后的办法将自动成为已经存在的域名注册协议的一部分。域名持有人不同意接受争议解决办法或其修改后的文本约束的，应及时通知域名注册服务机构。收到此种通知后，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将为其保留30日域名服务；30日后，有关域名将予注销。
涉及域名转让的，作为受让人的域名持有人应当无条件接受域名出让人与域名注册服务机构之间业已存在的全部协议条款。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ＣＮＮＩＣ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


2000年11月1日
析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杨新京*


关键词：司法解释；罪名；刑法修正案
摘 要：在我国，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所作的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2002年3月26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进行了分析，认为《补充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检法两家在刑法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并提出了有关建言。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这个规定就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刑法施行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一举得以解决，因而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补充规定》的发布，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的分歧
我国现行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并在同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1997年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条文从192条增加到452条，罪名也从100多个增加到400多个。由于我国刑法分则对罪名的表述采用的是包含式，即在分则条文中不载明罪名，只规定罪状，将罪名包含在罪状之中，因而在确定罪名时需要进行分析。1997年刑法通过后，对于刑法分则中到底有多少个罪名，又应当如何称呼，法学家众说纷纭。在1997年一年之内，坊间就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刑法教材100多部，但对到底有多少个新罪名，如何称呼，却各执一词。弄的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司法实际部门又不能按照教科书认定的罪名来起诉和定罪。因此，无论是理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际部门都迫切希望两高制定司法解释来正确认定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
但是两高对1997年刑法的罪名总数和罪名的名称也存在不同意见，并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了各自发布司法解释的办法。1997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3个罪名[1]；同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4个罪名。[2]这多出的一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7条第2款）。与此同时，高法的《规定》和高检的《意见》对刑法分则渎职罪一章中第399条、第406条的3个罪名的表述也不一致。高法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徇私枉法罪，第2款认定为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而高检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枉法追诉、裁判罪，第2款认定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在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具有司法解释权，但对罪名的认定不是采取联合而是各自发布司法解释，且对刑法分则罪名的总数和部分罪名的认定又不一致，使学术界甚不理解[3]。与此同时，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也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了困难。例如，由于受各自部门的领导，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必须以高检规定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在判决时又必须以高法规定的罪名定罪。因此，就会出现这样的难堪情况。即：检察机关如果以枉法追诉、裁判罪起诉，审判机关即使认为检察机关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在定罪时一定会以徇私枉法罪定罪量刑。再从实际情况看，自两高各自颁布关于罪名认定的司法解释后，从未发生过一起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起诉和定罪的情况。有鉴于此，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在这个规定中，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由原来的53个罪名减少到52个，其中减少的这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5]高检这个规定的发布，虽然从实际上说取消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使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的认识上归于一致，但在其他三个罪名的名称认定上仍不一致，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名称认定上的分歧。《补充规定》正式确认：刑法第397条为两个罪名，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9条第1款为徇私枉法罪，取消枉法追诉、裁判罪；第399条第2款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取消枉法裁判罪；第406条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6]。《补充规定》的发布，使刑法实施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存在的分歧，在4年多后终于获得完满解决。
二、《补充规定》的发布，解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
1997年10月1日刑法正式实施后，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以及刑法本身存在的一些不完善之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几部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有关条文和罪名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这些单行刑事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些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做了修改：其中增加了一些新条款，修改了一些原有条款，取消了个别条款。由于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条文作了修改，必然带来对原有罪名的变更，以及适用法律上的疑难问题。
例如：1997年刑法第168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将其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97年刑法第168条的罪名认定为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其主体仅限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仅限故意。《刑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条文将犯罪主体扩大到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从故意扩大到过失。因此，根据修改后的条文，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同样构成犯罪。
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1997年两高公布的司法解释中没有这个罪名，检察机关从现有罪名中找不到合适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也无法从现有罪名中选择合适的罪名定罪。任何一个省级以下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都无权自己创造出一个罪名来起诉、定罪。因此，尽管立法机关已对刑法分则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由于两高未能及时对新增加的罪名作出法定解释，司法实际部门对修改后的刑法分则条文仍然不能适用。
再如：2001年1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被告人肖永灵（男、27岁），上海市金山区东泾镇人，曾在1995年7月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01年10月18日，肖永灵将两封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分别投寄到上海市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法院审理后认为，肖永灵故意制造恐怖气氛，危害社会稳定，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系原犯盗窃罪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之内再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为惩治和防范恐怖犯罪活动，保障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依照刑法第114条和第65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肖永灵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判决作出后，肖永灵不服判决，提出上诉。[6]
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第291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刑法修正案（三）》的对刑法分则的修改看，肖永灵的行为显然符合这条规定。由于该判决在上诉期间，未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新法颁布之前正在审理的案件或者判决尚未生效的案件，适用旧法，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的，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新法。在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中，如果依据1979年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死刑；如果依据《刑法修正案（三）》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15年。两者相比，显然后者要轻。也就是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之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应当适用修改后的刑法分则第291条之一定罪量刑。但问题还是在这里，如果两高不能及时对刑法修正案增加的新罪名作出司法解释，下级检察院、下级法院仍然无法适用新法律。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亟须两高尽快对立法机关增加、修改和删除的刑法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作出司法解释。
2002年3月26日，两高发布的《补充规定》，正式对1998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增加、修改和删除的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的认定，作出了统一解释，从而解决了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修改后，由于没有法定解释对新罪名的认定，致使司法机关无法适用新罪名的问题。
三、《补充规定》的发布，规范了刑法分则中的部分罪名
1、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我国1979年刑法中有奸淫幼女罪这个罪名，1997年刑法的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款规定，已经明确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仍然是强奸罪，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为刑法分则中的独立罪名，后面都跟有法定刑。也有学者认为，奸淫幼女罪已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了多年，应当继续保留。[7] 1997年12月两高颁布的司法解释都保留了这个罪名。但随后产生的问题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那么，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奸淫幼女罪的，要不要负刑事责任？有人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负责，其他犯罪概不负责。有人认为，根据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奸淫幼女罪显然要比强奸罪性质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应当负刑事责任。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定论，司法机关只好根据自己对刑法的理解来执行。两高《补充规定》正式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从而也就解决了这个争议了多年的问题。
2、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后的罪名使原来的冗长的罪名简化，与刑法第229条的规定更加贴切。
四、《补充规定》的发布，将刑法分则的罪名总数确定为418个
3月26日两高颁布的《补充规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97年以来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和补充而带来的罪名的变动，以及两高对1997年刑法中部分罪名做了修改。
1、经修改后，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总数由1997年刑法中的413个增加到418个
（1）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增加1个新罪名，骗购外汇罪；
（2）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62条增加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第168条增加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但同时取消了原有罪名，即：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
（3）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20条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第291条增加了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4）2002年3月26日两高《补充规定》取消了1个原有罪名，即：刑法第236条中的奸淫幼女罪。
2、根据三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中10个罪名进行了变更
（1）根据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对4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74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变更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将刑法第181条第1款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变更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将刑法第181条第2款变更为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将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变更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
（2）根据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将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耕地罪变更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3）根据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对5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14条投毒罪变更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15条过失投毒罪变更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刑法第125条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变更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1款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2款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
3、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存在争议的3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399条第1款枉法追诉、裁判罪修改为徇私枉法罪；将刑法第399条第2款枉法裁判罪修改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将刑法第406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4、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表述不确切的2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五、对两高司法解释的建言
1、对司法实践中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尽可能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惟一具有发布司法解释的机关。其根据是：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自1981年以来，两高曾多次就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对指导司法实践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反之，如果两家对罪名的认识不能取得一致，势必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困难，也与刑诉法第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原则所不符。
2、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如前所述，立法机关在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或者是增加了新条款，或者是修改了原有条款，或者是取消了个别条款。这也就势必导致刑法罪名的修改和变动。但是对刑法罪名修改和变动的法定机关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他任何一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无权进行。因此，我们认为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两高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不应再发生像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99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就对刑法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是直到2002年3月两高才对该条文规定的罪名作出修改的事情，这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宗旨不一致。

* 作者：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