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信托:内涵阐释、比较分析与立法建构

徐卫



摘要：诉讼信托有其特定内涵。诉讼信托不同诉讼担当、诉讼代理和债权信托。我国信托法否认诉讼信托的有效性，这种做法不具合理性，应加以修正。未来诉讼信托立法应注意分别从信托法、诉讼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特别部门法的层面进行构建。

关键字：诉讼信托;信托;信托法;立法认可


一、诉讼信托的内涵阐释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对诉讼信托进行定义并加以详细说明者。尽管尚无定义参考，但结合信托基本原理，我们可将诉讼信托定义为:诉讼信托是委托人将债权等实体权利及相应诉讼权利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诉讼当事人的身份，为实现实体利益进行诉讼，产生的诉讼利益归于受益人的一种信托制度和诉讼当事人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托，诉讼信托既具有信托的一般特征，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成立诉讼信托须以同时转移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为前提。信托成立的一个重要步骤，乃是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1]，因此，成立诉讼信托首先必须转移财产于受托人。但委托人转移的财产必须是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权利总体，而不得是债务及单纯的诉讼权利。一方面，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并使受益人受益的制度设计，信托财产须是积极财产而不包括消极财产[2]。委托人若将债务等消极财产成立诉讼信托，显然违背信托财产“积极性”要求。另一方面，信托财产作为一种目的财产，要求本身具有金钱上的可计算性，不能论断价值的权利不能成为信托财产。诉讼权利本身不具有实际的财产价值，单纯转移诉讼权利而不同时转移与之密切相关的实体权利也难以成立诉讼信托。

其次，诉讼信托具有信托的三方当事人结构，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有人认为:诉讼信托只是一种当事人制度，并不存在“受托人”[3]。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信托关系原则上必须具备三方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虽然在自益信托中，委托人与受益人为同一人。但即使这样，也意味着两种身份由一人兼有，并不意味着信托关系人可以减为两方。尤其是，受托人是任何信托不可或缺的，“因为他是信托中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当事人”[4]。毕竟，“信托的实施必须借助于受托人的活动，这是信托本质要求。[5]诉讼信托本质上属于信托，既然如此，它当然需要满足信托当事人的基本结构，尤其是受托人必不可少。

再次，在诉议信托中.受托人的职责较具特殊性。虽然 诉讼信托的受托人也需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如收取债权，但其与通常意义上的信托财产管理或处分有所区别:一方面，其管理或处分方式具有特殊性，即仅通过诉讼的方式使实体权利得以实现，而非保存、改良等直接作用于信托财产本身的管理方式，也非投资、买卖等法律行为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其管理或处分的目的具有特殊性。在诉讼信托中，受托人管理处分财产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实体权利，而非追求财产上的增殖，即委托人的实体权利在非诉状态下没有得到兑现，受托人通过诉讼方式予以实现。

复次，诉讼信托是兼具信托和诉讼当事人形式的一种制度。一方面，诉讼信托本质上属于信托，是专门以诉讼为其主要目的特殊种类的信托。因此，有关诉讼信托的成立、信托财产的范围、诉讼信托当事人的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诉讼信托的终止等都必须符合信托制度的一般原理，并受信托基本法的调整和规范。另一方面，诉讼信托是诉讼当事人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特殊的当事人类型。它具有诉讼法意义，起着丰富诉讼当事人类型的重要作用。

最后，诉讼信托适用范围较宽，既适用于私益领域，适用于公益领域。有人认为，“诉讼信托的适用范围十分特定，并限于很少的领域。如诉讼信托主要发生在消费者保护团体、环境保护团体或检察机关提起一定范围的民事诉讼。[3]这种观点不妥:一方面，诉讼信托既具有诉讼法意义，也具有信托法意义。在信托法上，只要承认诉讼信托的有效性，个人当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设立诉讼信托。另一方面，若仅承认公益性诉讼信托，那么个人欲利用诉讼信托来满足个人不同需要的愿望就会落空。结果将会大大限缩诉讼信托的作用和存在空间，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信托法律网www.trustlaws.net)

二、诉讼信托与其他制度的比较分析

（一）诉讼信托与诉讼担当的比较分析

无论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地区的学者，大都将诉讼信托看作是诉讼担当[6]。我们认为，诉讼信托不同于诉讼担当。诉讼担当是指“实体法上的权利主体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了他人的利益或代表他人的利益，以正当当事人的地位提起诉讼，主张一项他人享有的权利或诉求解决他人间法律关系所生之争议，法院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来的权利主体。[7]据此，诉讼信托与诉讼担当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区别明显:

1.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同。诉讼信托的当事人有三方，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即使在自益诉讼信托中，委托人兼受益人，但观念上依然存在三方当事人。相反，诉讼担当的当事人只有两方，即诉讼担当人和被担当人。其中，以自己名义为他人利益提起诉讼的第三人是诉讼担当人，而原来的权利主体则为被担当人。

2.法律性质不同。诉讼担当仅具有诉讼法学意义，只是诉讼当事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诉权与实体权利主体相分离的一种类型。但诉讼信托则否，它不仅具有诉讼法意义，更具有信托法意义。它既是诉讼当事人的一种特殊形式，能够作为正当当事人提起诉讼，从而构成诉讼当事人制度的一个部分，也是信托制度中的一个特殊信托种类，是信托品种多样化、信托制度灵活性的体现。

3.构成要件不同。在诉讼担当中，被担当人仅需要转让诉讼实施权，而与该实施权相关的实.体权利并不需转移给诉讼担当人。但对诉讼信托而言，其“最大的特点是，当事人(指受托人，笔者注)不仅享有法律规定的实体利益，而且还享有为实体利益提起诉讼的权利……。”[8]因此，委托人仅转移诉讼实施权是不够的，还需将实体权利一起转移给受托人。

(二)诉讼信托与诉讼代理的比较分析

诉讼信托与诉讼代理存在相似之处:都是行为人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管理他人的财产;都存在信任关系;在诉讼法上，都是当事人的一种形式。尽管如此，二者的差异也甚为显然:

1.实施诉讼行为的名义和利益归属不同。在诉讼信托中，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但在诉讼代理中，代理人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的。另外，在诉讼信托中，受托人的诉讼行为产生的诉讼利益视情况有所不同:在委托人兼受益人的情况下，诉讼利益归属于委托人;在委托人指定他人为受益人的情况下，诉讼利益归属于指定的第三人。但在诉讼代理中，代理行为产生的诉讼利益总是归属于被代理人。

2.权限不同。在诉讼信托中，除了信托文件有特别规定或法律有例外规定，受托人一旦接受诉讼信托，他就具有为实现委托人的实体权利所须采取的一切诉讼权限，只要受托人从事诉讼行为时是谨慎的、忠实的，委托人和受益人都不能加以千涉。但在诉讼代理中，代理人只能在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内从事诉讼活动和相应诉讼行为，而不能逾越权限任意为之，即使该诉讼行为有利于被代理人的利益也是如此。

3.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不同。诉讼信托一经成立，除委托人保留了撤销权外，委托人不得任意终止信托;而且信托管理具有连续性，委托人或受托人的死亡不影响诉讼信托的延续。因此，诉讼信托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较强。诉讼代理不同，如果没有特别约定，被代理人可随时撤销诉讼代理;不仅如此，任何一方当事人死亡，都会导致诉讼代理关系的终止。因此，诉讼代理关系的稳定性较弱。

4.内部法律关系不同。在诉讼信托中，当事人有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尽管“信托本质上涉及契约关系”[9]，但这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信托关系，而非合同关系。而在诉讼代理中，当事人有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两方，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委任。在非法定诉讼代理的场合，二者是一种合同关系。

(三)诉讼信托与债权信托的比较分析
浅谈医患纠纷的预防及解决

张全生


内容提要：本文从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的心理状态以及处理医患纠纷的渠道，进行全面分析，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预防医患纠纷的发生和及时、公平、合理的处理医患纠纷。尽量做到医患纠纷出现后医方的医疗秩序和患方的生活秩序不受大的影响，从而使目前的医患纠纷中处于比较紧张的医患矛盾趋于缓和。

关键词：医患纠纷；预防；解决


正文：

　　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给人们带来大量物质财富，同时也使人们的思想意识由改革开放之前的重视精神生活，日益演变到现在的注重追求物质利益，从而人际关系也日益物质化。在目前这样大的社会环境中好人做好事得不到人们的赞誉，见义勇为者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回报。本来是很正常的逻辑思维，却无辜的在人们心目中无端的产生了几个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信任感下降，彼此缺少应有的诚信。医患纠纷的发生和愈演愈烈正是局部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

一、医患纠纷的发生原因：

（1）、卫生行政部门在医疗事故的发生、处理方面的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

　　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思想主导下，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无利不作为，有利乱作为，无利严管理、乱管理，有利轻管理、不管理。从体制上、制度上造成医疗服务市场的混乱和无序，按照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12条、39条、42条、43条、46条、55条、56条、58条规定，医疗事故发生后县级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进行调处和委托医疗事故鉴定，并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给与必要的行政、纪律处分，57条对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工作人员在鉴定过程中违规行为也作出明确规定。可事实上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医疗事故中要么是机械的执行法律条文，要么是在执法过程中明显偏袒医方，不能秉公执法、公正处理，处理结果以法律规定相差甚远，更不用说医疗事故发生后患者要求赔偿的心理期望值。河南登封县开胸验肺事件的发生，给人们心目中造成挥之不去的伤痛。因此，医患纠纷在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时不能得到及时的化解，案例大量存在……

（2）、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偏重经济利益，轻视人际伦理，风俗良俗等方面的追求。

　　人生价值的体现，表现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和不同的行业。一般说来，只要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和谐有利的，都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誉。古代的诸子百家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现在他们的思想在世界上仍然比较出名。年轻的战士雷锋，走过自己短短的26年人生之路，却能够名垂青史，更使凭他那熠熠发光的助人为乐的精神而著称于世，并不断被世人所推广。回顾新中国的建国史，无数革命先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计个人得失牺牲自己闹革命，那时我方的条件无论是物资供应、还是军事装备都远不如敌对一方，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有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厚重彩的一笔，不是他们这些人有多少物质财富，而是他们给后人留下丰富的精神财富。那时人们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时时讲团结处处比奉献，虽然处在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的年代，但人们毫无怨言。市场经济虽然主要是以物质的使用价值为考量对象，在物欲横流到处都充满着各种诱惑的今天，由于长期以来轻视精神方面的教育，使现在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许是经济转型期的必然，人们的世界观发生裂变时不可缺少的过渡阶段吧。在这种社会的大背景下，医院及医院的医护人员医德远不如从前，他们的一切诊疗行为都围绕经济利益转，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6条明文规定于不顾，做出一些侵害患者身体健康的行为，这才是医患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医患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各自的利益，在得理不让人，无理也要抢占三分的情形下，双方矛盾必定尖锐无疑。

（3）、医院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时，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草菅人命，是医患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

　　患者发生疾病，很自然的就想到医院，这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人很自然的选择，作为医院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可医院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无论他是不是医护人员，就让他穿上医院的标志服，更有甚者让其坐门诊给患者看病，有的医院把门诊病房和关键科室发包或承租给他人进行经营，有的医院给医生下发经济指标，迫使医生不得不故意放弃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经过无数次临床实践证明并行之有效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患者一旦来看病，就让患者做CT、B超、彩超等等检查和名目繁多的化验，一系列凭仪器进行的检查及化验都做完，结果倒是完全正常，可是患者需支出检查、化验费用少的数百元多的近千元，医护人员在进行检查化验时有时还会发生仪器操作及观察方面的失误使患者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医护人员为了完成医院下发的经济指标，故意开刚上市的价格昂贵新药而放弃同样能治病价格低廉的药品，无论并大病小都竭力主张让患者住院，都让患者打点滴，……，医生给患者无论是看病、检查、化验、开处方、到药房拾药还是在手术室做手术，患者手术后在住院期间的护理，乃至出院时的结账的每一个环节，患者一直处于担心忧虑的状态。医疗过错和医疗伤害的不断发生，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方的蛮横，处理医患纠纷的政府部门不能依法办事，使患者感到维权的艰辛，从而导致患者有病不敢到医院医治。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患者在有病后到市级、省级医院花掉数万元的医疗费最后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之后最后在有病乱求医的思想指导下找到一些农村的老中医，结果吃上两副中药花上十几元钱病就好了，我们知道医治患者的疾病受患者的自身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排除某些医院医护人员医德方面的问题，致患者白白的花掉医疗费对患者的病非但没有医好况且还会是患者的病情加重的案例发生。更有甚者医生在给病人开处方时开大处方，一个处方少的近百元多着上千元。有的医院为了追求高额利润，采取非正常的进药渠道，药价层层加码，导致药价虚高。假药、劣药充斥医院药房，坑害患者。一个平常的头疼感冒在本来花上几元钱都能看好的病而在某些医院往往要花上几百元才能医好，这样就形成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患者有病在医院看不起病，医院的病号就少，医院病号少，经济收入就少，由于医院经营者主导思想没有变，在经济收入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自己的高额利润，把提高服务标准和医疗服务的价格作为扭转医院效益下滑的主要措施，这样以来，患者到医院看病的就更少，长期下去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医护人员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不变，在给患者做手术时利用职权向患者家属吃、拿、卡、要，患者家属在不能使医护人员满意的情况下，医生在做手术时敷衍了事，心不在焉。有的医生给病人做过手术后，把纱布、手术器械留在患者的腹腔内，有的手术后却发现病灶未处，而是误切人体正常器官。或者伤害体内其他正常器官，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有的医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借用媒体和学者、影星的名人效应对外作虚假宣传，雇用医托欺骗患者，…………。医院的上述行为无不是以损害患者地利益为代价，来换回自己一时的经济利益。这是形成现在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局面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4）、普法宣传的深入，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和逐渐提高，是医患纠纷发生的次要原因。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也是我国建国以来法制建设速度最快的三十多年，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和日益完善，使我国的各行各业都在法律法规的规范之内正常有序进行。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普法宣传，群众的维权意识空前提高。对于医院的一些不合法，不符合医疗法规和医疗常规的过失行为，理所当然的受到患者及其家属的质疑，由于双方的立场不一致和利益的对立性，必然促使医患双方矛盾和纠纷的发生。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当事双方态度和方法的失当，再加上卫生行政机构的不公正的处理，使医患纠纷的矛盾不断升级，严重的影响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也不同程度的侵害患者的利益。再者，由于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知识的缺乏，把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的某些正常无过错行为而出现的意外结果，误认为医院有责任，并且固执己见。他们在社会闲散人员的蛊惑下寻衅滋事，医患双方关系紧张，这也是发生医患纠纷的另外原因。

（5）、宣传媒体的广泛发展，医患双方把本来不具有可比性的案例强行进行比照，加剧了医患双方矛盾解决的难度。

　　广播、报纸、电视、手机、网络五大宣传媒体的共存，使我们快速的进入了信息时代，快捷、海量的信息使我们增长了知识，及时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一切。一旦遇到麻烦，上网查找法律依据和寻找有关案例，成为一般人的首选。再加上家电下乡的推广，更加快了电视、手机、网络在群众中的的普及程度。由于当事人是在医患纠纷发生后才着手向有关人员进行咨询，查找法律依据和有关案例，时间紧，任务急和对案情了解的不系统，即便是有时找律师和专业人士咨询，难免会出现与自己的案情不相符合的情况。针对上述情况，医患双方依据自己查找的依据，固执己见，互不让步。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医患双方的矛盾，为医患双方矛盾的解决增加了难度。

二、医患纠纷发生后双方的心理状态

　　医患纠纷发生后，从医院的角度考虑有三种心态即：一种是医院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推脱责任拒不担责的“躲避型”担责原则，第二种是医院在患者有证据证明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有明显过错时，利用自己现有的社会资源和专业知识，通过恫吓、虚假承诺、欺骗等不法手段，以达到给患者象征性补偿，明显袒护直接责任人使其规避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处罚的“象征性”担责原则，第三种是医院本着过错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给患者造成多大的损失就赔偿多少损失，对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其过错程度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的“实际担责”原则。从患者的角度考虑也有三种心态即，站在承担责任的角度考虑，一种是经济上的“补偿型”担责原则，一种是经济上的“获利性”担责原则，第三种即为让有过错的医院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根据医护人员的过错程度还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实际型”担责原则。发生的每一期医患纠纷，医院无论过错大小，给患者造成的伤害既有经济方面的损失，又有精神方面的伤害。在医患纠纷中，较轻的医疗伤害使患者要忍受由于医院处理不当给他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沉重的经济上的负担和巨大的精神上的伤害，有的精神上的痛苦会伴随患者终生，重的医疗伤害会给患者造成终身残疾，有的甚至丧失生命。患者无论受到是哪一种伤害，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患者一人，还有患者的家属。由于患者在医疗伤害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永远都是受害者，患者利用在医疗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等和医疗知识及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不了解而提出“象征型”经济补偿，或者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等和医疗知识欠缺在发生医疗伤害后，出现的心理不平衡的报复心态，要求医院作出远远超出当地生活标准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的“获利型”赔偿。对于由于医疗伤害致人死亡的适当高于当地生活标准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在患者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患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通过雇佣“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医闹”迫使医方就范，或者患者家属通过上访的渠道向医方施加压力，患者的不得已而为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也是医院或医患纠纷处理部门不能秉公处理而带来的后果。第三种是根据医方的过错程度在给患者造成经济损失进行填补式的赔偿外同时要求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直至开除公职，对于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要求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医疗事故罪或非法行医罪的刑事责任的“实际型”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后双方可以通过和解、调解、诉讼的办法解决，可是在双方的和解中，只有医院的象征性补偿与患者的补偿型的心态相对应双方才有达成一致的赔偿协议的基础，双方的其他心态的组合而达到和解的结果，司法实践中无一成功的案例予以佐证。而医疗事故的处理机关在处理医患纠纷时无论是和解还是调解都是以受害人的让步为前提，这本来就是受害人权利的损害，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医疗纠纷中，事实上又往往明显的偏袒医院，这样患者的权利在诉讼之前的和解及调解阶段都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只有医患纠纷的处理机关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公平处理，真正做到秉公执法，才能是患者信服，医患纠纷才能得到及时解决。

三、处理医患纠纷的渠道和方法：

　　通过上述的分析，医患纠纷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社会原因和现实的条件，社会是在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人们也是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变得成熟，我们应当能够正视这种现象。

（1）在医疗机构的设立、医院的资质、医护人员的职称评定、医护人员的资格考录等行政许可方面，卫生行政部门要采取坚强有效的措施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防止鱼龙混杂

　　针对医患纠纷的存在，在医患纠纷发生之前，卫生行政部门在对医院的设立方面的审批、医院的资质、规模、医士资格、护士资格考录，医士、护士人员的配备，医疗器材配置，医生护士的职称评定等方面严格把关，用制度管人，用制度办事，坚决杜绝制度外暗箱操作和工作人员的变通做法，各方面制度制定时要民主，要科学，并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对于拥有行政许可大权的卫生行政部门首长和部门领导要严格依法办事，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换法的、权钱交易的违规违法行为，一旦发现轻则给与行政处分重则予以撤职，触犯刑律的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不断加大违法违规人员的违规违法成本，取消行政首长的一支笔制度。在行政许可方面实行流水作业的方式，并且各个环节相互衔接和彼此监督，采取、推广并逐渐扩大和认真落实公示制度，用制度约束行政首长和部门领导及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严厉打击社会上广泛存在，而被某些所谓有门路的人屡试不爽的“潜规则。”

（2）在医疗机构的管理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动态管理方式，注重医护人员的医德建设，提高医护人员的责任心，把医护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