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宗教事务条例


　
(1997年12月19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18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2009年9月25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信教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第三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及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

第四条　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宗教事务部门做好宗教事务管理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各级人民政府做好相关工作。

第二章　宗教团体

第六条　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按照有关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到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民政部门应当将登记情况告知负责审查的宗教事务部门。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将准予登记的情况，报上一级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七条　宗教团体应当对宗教教职人员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法制教育，并根据其宗旨和章程开展活动。

第八条　宗教团体可以举办宗教教职人员培训班。

宗教团体举办宗教教职人员培训班，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省以下宗教团体举办宗教教职人员培训班，备案前还应当经省宗教团体同意。

第三章　宗教活动场所

第九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活动场所，指经依法登记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下简称寺观教堂)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

第十条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合理布局，符合城乡建设总体规划。

第十一条　筹备设立寺观教堂，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由宗教团体向拟设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对拟同意的报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3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对拟同意的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筹备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由宗教团体向拟设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对拟同意的报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宗教团体在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申请获批准后，方可办理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筹建事项。

第十二条　宗教活动场所经批准筹备并建设完工后，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申请登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组织、规章制度建设等情况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第十三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由该场所的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民主协商推选产生，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建立健全人员、财务、会计、治安、消防、档案、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管理，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每年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交上一年度的管理情况报告。

第十四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应当事先征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

第十五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的，应当事先征得宗教活动场所同意，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应当遵守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尊重宗教习俗，不得进行不同信仰的宣传和争论。

第四章　宗教教职人员

第十七条　宗教教职人员由宗教团体依照全国性宗教团体制定的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认定。

宗教团体应当将其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自认定之日起20日内，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经认定并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由宗教团体颁发宗教教职人员证书，方可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第十八条　宗教教职人员因下列情形之一，丧失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认定该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团体应当到原备案部门办理注销备案手续，收回其宗教教职人员证书，并以适当方式公告：

(一)宗教教职人员在宗教教务活动中因违反法律、法规，由宗教事务部门建议宗教团体取消其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

(二)被宗教团体解除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

(三)宗教教职人员放弃其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

(四)因其他原因丧失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

被收回宗教教职人员证书的，不得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第十九条　宗教教职人员到省外或者省外宗教教职人员到本省主持宗教活动，应当经省宗教团体同意，并由省宗教团体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宗教教职人员到本教务活动区域外的省内其他宗教活动场所主持宗教活动，须经其所在地宗教团体和拟到达地宗教团体同意，并分别由宗教团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宗教教职人员可以参照有关规定自愿参加社会保险。

第五章　宗教活动

第二十一条　信教公民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按照本宗教的教义、教规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或者按照本宗教的习惯，在自己的住所过宗教生活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二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由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组织，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人员主持。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未经宗教事务部门同意，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外组织、举行宗教活动。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组织以及个人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

第二十三条　在本省举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应当由主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在拟举行日的30日前，向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其他固定处所举行超过其容纳规模的宗教活动，应当经市(州)宗教团体同意，报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拟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应当由省宗教团体向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提出意见，拟同意的，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以外的组织以及个人不得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第二十五条　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编印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并取得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

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按照国家出版管理的规定办理。

第六章　宗教财产

第二十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损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不得损毁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占有、使用的文物。

第二十七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所有的房屋和使用的土地，应当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所有权、使用权证书；所有权、使用权变更时，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

土地管理部门在确定和变更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土地使用权时，应当征求同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房不得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

第二十九条　因城市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拆迁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构筑物的，拆迁人应当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协商，并征求有关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经各方协商同意拆迁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的房屋、构筑物予以重建，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被拆迁房屋、构筑物的市场评估价格予以补偿。

第三十条　宗教活动场所属于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单位的，应当在城市规划中划定保护范围，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改作他用。

第三十一条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所获收益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应当纳入财务、会计管理范围，用于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社会公益事业。

第三十二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用于与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活动。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接受、使用捐赠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献。

第七章　外国人在本省的宗教活动

第三十三条　尊重外国人的宗教信仰，依法保护和管理本省外国人的宗教活动。

第三十四条　外国人在本省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第三十五条　经省宗教团体邀请，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来访的外国人，可以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

经省宗教团体邀请，并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以其他身份入境的外国宗教教职人员，可以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

第三十六条　外国人在本省的集体宗教活动应当在经依法登记的寺观教堂或者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指定的临时地点举行。

第三十七条　外国人可以携带个人自用的宗教用品入境。

经省宗教团体同意，并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外国人可以根据有关宗教文化学术交流的项目或者协议，携带用于宗教文化学术交流的宗教用品入境。

第三十八条　外国人不得干涉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和变更，不得干涉宗教团体对宗教教职人员的选任和变更，不得干涉和支配宗教团体的其他内部事务。

外国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或者形式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举办宗教培训班，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散发宗教宣传品以及进行其他形式的传教活动。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或者干扰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正常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侵犯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擅自举办宗教培训班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予以取缔；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二条　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有违法房屋、构筑物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未经允许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未经备案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组织以及个人组织、举行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宗教团体、寺观教堂擅自举行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其他固定处所擅自举行超过其容纳规模的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登记管理机关还可以责令该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其他固定处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经批准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拆除；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编印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由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宗教性捐献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宗教教职人员在宗教教务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的，除依法追究有关的法律责任外，由宗教事务部门建议有关的宗教团体取消其宗教教职人员身份。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外国人违反本条例规定进行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构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论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及其实现

徐军


[摘 要] 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世界各国在刑事立法上都予以了明确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有着诸多与其相悖离之处，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有检察官自我行为合理化的需求以及外部压力等。保障检察机关实现客观追诉原则，关键在于赋予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应有的独立性、在检察权行使过程中适当引入司法制约机制、设立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等。

[关键词] 客观追诉 域外制度 理论根基 差距原因 保障措施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否也像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一样，只是单纯的一方当事人，把胜诉作为诉讼目标，而在刑事诉讼中片面追求对被告人定罪处罚？对于这个问题，德国在19世纪从法国引入检察官制度时就曾发生过大论战，最后是当时身兼普鲁士部长要职的法学大师萨维尼所主张的法律守护人派取得胜利，在1877年通过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检察机关的定位是法律守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并不是单纯的一方当事人，“检察官立于一种负双重等阶义务的地位，既为‘不利’、又为‘有利’被告之事项而奔命”，[1]即检察机关在追诉犯罪行为时必须保持一种客观追诉的地位。这就是检察机关的客观追诉原则的由来。但是，从该原则出现至今，其有效实现问题仍然是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难题。如何使客观追诉原则在刑事检察权的行使过程中落到实处，也是我国目前法治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拟对检察机关的客观追诉原则及其实现问题作简要论述。

一、客观追诉原则在法律上的体现

（一）客观追诉原则在域外法律的体现

　　客观追诉原则要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以实现诉讼公正为目标，在诉讼过程中既要注意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的事实，也要兼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的事实。即“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上，与法官同为客观法律准则与实体真实正义的忠实公仆，‘毋纵’之外还要‘毋冤’，‘除暴’之外还要‘安良’，并非也不该是片面追求攻击被告的狂热分子。”[2]从各国的立法来看，不管是实行审问制的大陆法国家，还是实行对抗制的英美国家，客观追诉原则都是检察机关行使职权时的立法要求，不同的是对客观追诉义务的要求程度不同而已，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完全的当事人化。如对抗制的典型国家美国，在联邦司法系统，1935年就通过伯格案（Berger v. United States）规定：“合众国律师不是争议的普通一方当事人的代表，而是主权的代表，他负有行使职权的义务，但同时也必须公正地行使职权。所以，他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不是赢取案件，而是保证司法的公正。正因为如此，从一种特定和确定的意义上说，他是法律的公务员。法律的双重目标是既不能让有罪者逃脱也不能让无辜者遭受惩罚。”[3]对此，不少州也通过判例作了相似规定。如密歇根州的一位法官在判决书中就认为：“检察官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对无辜的人错误定罪绝非公共利益所允许。检察官的职责应当与法官一样，只是实现公正，检察官不能为了任何职业荣耀而牺牲法律的公正。无论他个人对被追诉人有罪的怀疑有多么强烈，检察官也必须记住，或许不公正的手段在个别案件中会让罪犯受到惩罚从而在个案中实现了公正，但这种做法对整个社会来讲却是不公正的，甚至是危险的。”[4]在英国，早在1865年一名著名法官就曾针对检察官的客观追诉义务作过经典论述：“控方律师不应当将自己视为普通律师而单纯地追求有罪判决，正确的定位应当是协助实现司法公正的臣仆。”[5]现在英国的《皇家检察官守则》第2条也明确规定：“皇家检察官应当是公平的、独立的和客观的。他们不应当让其对被告人、被害人或者证人的种族或者国籍、性别、宗教信仰、政治观点或者性取向的个人观点影响他们的决定。他们也不应当受来自任何方面的不适宜或者不正当的压力的影响。”[6]现在，检察机关的客观追诉原则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文件的认可。如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在序言中就明确表明该准则的作用就在于确保和促进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发挥有效的、不偏不倚和公正无私的作用，并在相关具体条文中明确规定了检察官的公正性与客观义务。
从各国的立法与判例来看，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时，不仅要收集被告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也要收集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对收集到的有利被告人的证据必须向被告方进行开示。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0条第2款就规定：“检察院不仅要侦查证明有罪的，而且还要侦查证明无罪的情况，并且负责提取有丧失之虞的证据。”而在美国，检察官“必须及时地向被告方披露所有可获得的倾向于‘否定被指控者有罪、减轻罪行级别或减轻惩罚’的证据。而且，检察官不能只是因为证据会破坏已方案件或对被指控者有利而故意不收集证据”。[7]在英国，根据其《1996年刑事诉讼与侦查法》的规定，检察官除有义务在开庭审判前将用以指控犯罪的证据向被告方披露外，还有义务将不利检察官的指控而有利于被告方进行辩护的证据向被告方展示，如果检察官没有履行义务，被告人可以申请法庭签发命令，要求检察官向被告方披露这些材料。另外，根据该法第9条的规定，检察官在诉讼中还负有对证据展示问题进行“连续性审查的义务”，在被告人被宣告无罪或者被认定有罪或者检察官决定终止诉讼之前，检察官如果发现还存在着他认为可能削弱指控证据的证明力或者可能合理地有助于辩护的证据材料时，就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快向被告方披露。[8]
　　二是检察官在决定起诉时或者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应以证据作为客观依据，而不能考虑其他不合理的因素，发现指控证据不足的，应当终止诉讼或者撤回起诉，或者建议法庭判决被告人无罪。在英国，根据《皇家检察官守则》的规定，检察官必须在指控“具有预期可予定罪”所需要的充分证据，并起诉符合公共利益时才能向法院起诉，否则就终止诉讼。而且，“皇家检察官不得仅为了鼓励被告人对少量罪行作有罪答辩而提出更多的指控。同样，他们不得仅为了鼓励被告人对不甚严重的罪行作有罪答辩而提出更为严重的指控。”[9]在美国，根据《美国律师协会刑事司法标准：起诉职能》的规定，“当检察官知道没有可能性根据支持时，检察官不提起，或叫人提起指控，或准许刑事指控的结果继续不确定。在没有可采纳的充分证据支持有罪判决时，检察官不该提起，叫人提起指控或准许刑事诉讼的结果继续不确定”，“在作出起诉决定过程中，检察官不该考虑可能会涉及的个人或政治利益或不利，或产生增加他或她宣告有罪记录的愿望”。[10]在德国，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第170条的规定，只有在侦查结果提供了充足的提起公诉理由时，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检察机关应当停止程序。
　　三是检察机关发现法院判决有错误时，可以为被告人的利益提出上诉或者提出再审要求。这主要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96条第2款就规定：“检察院也可以为了被指控人的利益而提起法律救济诉讼活动”。在日本，检察官作为公益代表人，在必要时也可以为了被告人的利益提起上诉、请求再审或者提起非常上告。[11]

（二）客观追诉原则在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中的体现

　　我国检察机关主要是根据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建立起来的，其根本目的在于监督法律得到统一正确的实施。通说的观点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我国检察机关虽然属于公诉案件的必然一方，但并不是当事人，“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派检察人员出席法庭进行控诉支持公诉，不是一方当事人，而是代表国家行使对犯罪的追诉职权。”[12]这除了说明检察机关拥有很多被告人所不具有的诉讼权力，法律地位要高于被告人以外，还表明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权时必须坚持客观追诉的原则。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检察人员在收集证据时，除了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外，还要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证据。另外还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的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
　　二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至第142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意见，只有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才作出起诉决定，对于经过补充侦查以后，证据不足的，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应当或者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4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制作起诉书时必须忠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四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1条和第205条的规定，地方各级检察院发现本级法院的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当根据第二审程序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上级检察院发现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各级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而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既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也包括不利于被告人的，即人民检察院可以为被告人的利益而提出抗诉。

二、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的理论根基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为什么遵守客观追诉原则？其理论根基何在？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解释。
　　一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构组成部分的当然要求。人民组成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其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代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其应有的职责。根据现代刑事法律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只有通过合法程序，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下才能被定罪处罚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在被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判决有罪之前，他就应当被作为一个无罪的人看待，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与一般公民一样，都应当得到切实的保护。另外，即使一个有罪的被告人，他也有自己的尊严，国家只能剥夺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剥夺的权利，对于其他的合法权益，仍应受到国家的保护。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代表，它和审判机关一样，也负有保护包括被告人在内的所有公民合法权益的义务。如果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完全当事人化，为了达到将被告人定罪判决的目的，检察机关可以不择手段，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当维护而不维护，这是和人民组成国家、建立国家机关的根本目的相违背的。
　　二是检察机关法律守护人的角色定位。保证法律得以统一正确的实施，这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检察官应当担当法律守护人的光荣使命，追诉犯法者，保护受压迫者，并援助一切受国家照料之人民”，“检察官作为法律的守护人，负有彻头彻尾实现法律要求的职权”。[13]而对无辜的人进行起诉、定罪判刑或者对有罪的被告人进行不正当的定罪判刑，本身就是对法律正确实施的一种破坏，检察机关理当防止这种现象出现。
　　三是平衡国家与被告人在实力上巨大差距的需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代表人，有强大的国家作为其后盾，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收集证据。而被告人作为一个能力有限的个体，即使是无辜的，也很难收集到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任何人在被法院定罪之前，都应当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因此，作为国家的代表，检察机关有义务在刑事诉讼中照顾被告人的利益，除了收集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外，还应当收集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
　　四是检察机关与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控诉方，不同于民事诉讼的原告。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是主张自己权益受到侵害而要求救济的一方，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这样从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来看，不可能要求其在诉讼中兼顾被告方的利益而客观地进行追诉，而只能要求其不得恶意损害被告的合法利益。而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机关则不同，它虽然是代表公共利益控诉犯罪，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也导致其在诉讼中的地位相对超脱，可以客观追诉地进行诉讼。[14]
　　我国的检察机关之所以负有客观追诉义务，还在于宪法中的定位。根据我国宪法第129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职责在于保证法律包括实体法与程序法得以正确地遵守执行。法律得以正确执行，在刑事诉讼中，这不仅包括有罪的人受到及时有效的定罪处罚，也包括无辜的人不受处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而要做到这一点，检察机关就必须客观地行使追诉权，在有效追诉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客观追诉原则现实与要求的差距及其原因

　　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总会有一定的差距，检察机关的客观追诉原则也一样。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虽然法律要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兼顾被告方的利益，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检察机关更多的是注重追诉被告人，而不是注重保护被告方的合法利益，客观追诉原则的实际运行过程与法律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
　　这一问题在对抗制色彩比较强烈的英美法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英国，虽然根据法律规定，要具有预期可予以定罪所需要的充分证据才能起诉，但根据有些人的研究表明，“王室检察院很少撤销证据微弱的案件，当他们确实撤销案件时，通常是起因于警方动议或仅仅在几次法院开庭后”，[15]以致很多本不应继续诉讼的案件还会被起诉到法院。在美国，虽然美国司法部对检察官的箴言是“只要实现了正义就是对政府的褒奖”，但在司法实践中，正如美国著名律师艾伦•德肖微茨所言，“许多检察官是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只要政府胜诉就是实现了正义。……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所追求的不是正义，他们和极力想逃脱的罪犯一样，只想一件事——胜诉。”[16]为此，对于一些定罪有疑问的案件也积极向法院起诉，以追求定罪和刑罚处罚。[17]有时为了迫使被告人就范而走到辩诉交易的桌旁，检察机关还会对被告人的同一行为提出诸多指控或加重指控。
　　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由于诉讼传统上注重案件的事实真相，情况比英美法国家稍好，但检察官的客观追诉原则也面临多方面的危机：一是检察官在职业意识上自认为是打击犯罪的先锋，具有强烈的追诉心理，为此更多的注重不利于被告人的事项，而忽略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二是由于检察官的独立性相对较差，比较注重上命下从，尤其是在上级检察官的命令与法律不符合时，偏重于服从命令，而忽视客观追诉原则；三是由于检察机关直接参与侦查，有时还为案件的侦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一旦终止诉讼，也就意味着前期工作成果为零，这往往不是检察机关所愿意看到的，为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很多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也被起诉到法院。
　　在我国，检察机关的客观追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面临着相同的挑战。首先，在侦查过程中，由于追诉犯罪的职业心理，有的检察人员也是比较注重对犯罪证据的收集，而忽视对无罪、罪轻证据的收集，尤其是对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极力地追求胜诉，常常是把有罪判决率作为考核工作质量的标准，视无罪判决为洪水猛兽。其次，不少案件尤其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在侦查终结以后，即使可以作不起诉处理，不少检察机关还是倾向于提起公诉。比如有的检察机关还对刑事案件不起诉率作一定的限制，规定一年的不起诉案件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第三，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检察机关很少为了被告人的利益而主动地按二审程序提出抗诉或者按再审程序提出抗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检察官自我合理化的需求。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人类行为最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源于我们希望维护一个稳定、正面的自我形象的需求，即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理智的人，一旦有证据暗示我们实际并不是如此时，就会感到自尊受到打击，这种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称为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为了减少这种认知失调所造成的紧张状态，我们就会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我合理化，或改变行为，使之与失调的认知一致；或改变、增加认知，为行为寻找理由。在这种减少认知失调的过程中，有时还会陷入一种合理化陷阱，导致一连串愚蠢或非理性的自我合理化行为。[18]检察官由于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其更容易发生认知失调的现象，在发生认知失调后也更倾向于采取措施甚至非理性行为进行自我合理化：一方面，由于刑事诉讼的对抗性，检察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各种决策包括启动程序本身一般都是不利于被追诉人的，一旦发现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也就说明检察官的某些决策可能是不正确的，这样就会使检察官在诉讼过程常常会产生认知失调；另一方面，检察官行使的是一种公权力，错误行使这种权力会产生相应的责任，会受到上司、同事和社会的负面评价，这也促使检察官在发生认知失调后，一般不是改变行为如撤销案件、撤回起诉以与失调的认知保持一致，而是采取各种措施为行为寻找合法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进入诉讼后，在自我合理化需求的影响下，检察官往往倾向于为自己的追诉决定寻找理由，而很难保持客观立场兼顾被追诉人的利益。
　　二是保持与侦查机关协作关系的需要。从各国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来看，虽然有松紧程度不同的侦检关系，但从证据的收集来看，绝大部分国家刑事案件的控诉证据都是由侦查机关来完成，检察机关很少亲自参与证据的收集。在这种证据收集主要由侦查机关完成，而向法院起诉由检察机关来执行的追诉模式下，检察机关在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时不得不更多地考虑与侦查机关的长期协作关系，而很少考虑被追诉人的利益，导致在起诉证据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也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是外部压力的影响。从各国来看，大多数国家的检察机关属于一种行政机关，检察官属行政人员系列，检察官并没有取得法官那种完全独立的地位，在上级检察官或其他行政部门的追诉压力下，检察官有时也难以保持客观追诉的立场。另外，社会公众要求追诉犯罪行为的舆论压力也对检察官客观追诉原则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检察官为选民选举产生的国家，为获得选民的支持，检察官有时不得不以牺牲客观追诉原则来取悦于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