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过当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徐光华 郭晓红


[摘要]：正当防卫是各国刑事立法对公民个人所规定的一项重要的私人救济权利，对于保护个人、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该权利由于是公民个人行使，难免会因夹杂个人的感情色彩等而运用不当，因此，世界各国在规定正当防卫制度的同时，对于正当防卫都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如何正确掌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防卫过当的判断基准，存在主观说、客观说、折衷说等不同的观点，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应采以主观说为基础，兼采客观说的综合为妥。关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从我国的犯罪论体系出发，应当认为包括间接故意和过失两种。刑法理论对于防卫过当的研究的复杂程度远超过了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处理，对于实践中的正当防卫的认定，应注重对一些重要证据的收集，如防卫人的情况、被害人的情况、二者的比较分析等。
[关键词]：防卫过当 限度条件 判断基准 罪过形式

正当防卫是各国刑法对于个人权利救济所规定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的制度的确立，对于在公力救济缺失的情况下，通过私力救济保护个人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私力救济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受害人个人的感情色彩等诸多弊端，因此，必须慎重适用。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在公民之间，其自然的自卫权没有任何必要诉诸武力。不必攻击，只需向法院申请即可。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等待法律的救助，就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此时，他们才可以行使这种带有攻击性的权利。” 可以说，正当防卫制度就像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则可以较好地保护权利，否则，则容易导致私刑的滥用。基于此，各国刑事立法在给予正当防卫的合法化事由的地位的同时，也对超过正当防卫限度的防卫过当行为科以刑事责任。因此，如何正确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防卫过当的若干问题，以期在实践中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

一、防卫过当的判断基准
如何正确把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关键。一般而言，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包括必要性和相当性两个方面，其中，必要性是指防卫行为是为排除不法侵害所必要，必要性并不要求没有其他避免方法。实际上，必要性的限定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或者说对正当防卫的限定并不是主要靠必要性，而是靠相当性。相当性通常意味着防卫人保护的法益与防卫行为所攻击的法益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 但问题在于，这种必要性和相当性的判断基准是什么，理论上存在不同的学说。
（一）学说评述
关于防卫过当的判断基准，理论上存在不同的学说，在这些不同的学说的指导下，司法实践中的判例也不是趋同一致。具体而言，有如下三种学说：
1．主观说
该说主张以防卫人本人主观认识为准，只要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认为是正当防卫的，就是正当防卫，防卫人本人认为是防卫过当的，就是防卫过当。即认为“若据防卫者主观的方面而定现在不法侵害，以及适当防卫之标准时，是则侵害之为现在不法与否？防卫行为过当与否？均须自防卫者主观的方面求之。防卫者自信其为现在不法之侵害，自信其所为行为，为防卫上所必要之加害行为，是为紧急防卫。”
这种观点考虑到了防卫人本人的主观感受，毕竟，即使对于相同的侵害行为，不同的防卫人采取的防卫手段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防卫人，面对类似的侵害行为，由于面对不法侵害时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下，也会实施不同的防卫行为，所以，对防卫人本人的主观方面予以关注是正确的。可以说，该说考虑到了防卫人本人的具体状况，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但问题在于，主观说仅仅以行为人本人的意志作为评价的标准，对于统一的法秩序而言，显然是违背的，毕竟，法秩序的维持、建立需要一套统一的标准，如果仅以行为人的本人的意志为标准，则不同的人需建立的同的标准，显然这样是有违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目的的。况且，对行为人实施防卫行为时的主观认识，我们通过何种方式去得知，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2．客观说
德日刑法学的通说也持此观点，认为防卫是否过当的判断是一种客观的判断，必须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综合的判断。 毫无疑问，客观说综合考虑了卫防卫行为当时的情况，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去认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可以说，为防卫过当的认定提供了较为明确、客观的标准，避免了主观说的标准不明确性及对法秩序造成的混乱。但问题在于，仅综合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综合的判断，而不从行为人个人主观上的特殊情况进行特别考虑的话，也难免会苛刻行为人，难以发挥正当防卫制度应有的功能。该说似乎是站在一个所谓“客观公正”的立场来认定已经发生的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殊不知，防卫行为是一种在紧急状况下实施的行为，不同的人面对相同的侵害，或者说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面对相同的侵害的情况下，由于心理上的紧张、惶惑等，所实施的防卫行为也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毕竟防卫行为是在面临紧迫的不法侵害的情形下实施的。
实际上，不少国家的刑事立法也对客观说的此弊端作了一些修正。举例来说，一个20周岁左右非常胆小的男性，面对一个16周岁左右的少年赤手空拳的抢劫行为，在对少年实施了反击行为致其重伤将其制服之后，由于行为时被害者一直十分紧张，甚至失去理智，最后将不法侵害人打死。对于此案，如果仅仅依据客观说，综合考虑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应当认为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过当的，但如果考虑防卫人本人的处境的话，恐怕就不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德国刑法第33条规定：“行为人由于惶惑、恐怖、惊愕，致逾越正当防卫之限度者，不罚。”瑞士刑法第33条第2款规定：“防卫过当者，法官依自由裁量减轻其刑，因过于激奋或惊惶失措而防卫过当者，不罚。”奥地利刑法第3条第2项规定：“逾越正当程度之防卫，或显不相当之防卫，如纯系由于慌乱、恐惧或惊愕者，以其过失而逾越，且对其过失行为有处罚之规定者为限，罚之。”
3．折衷说
综合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优点，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要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又要考虑防卫人本人的的所处情况，只有这样来处理才不违背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初衷。正如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所指出：“从实际出发，设身处地，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一个认定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立场问题。如果我们对正当防卫的性质和意义有正确的认识，从有利于防卫人而不是苛求防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我们就能把本人置于防卫人的环境下，认真地为防卫人着想，而不是一昧地同情有过错的被害人。” “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当然，在具体判断时，还是不可忽视防卫人的主观意图，坚持主客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作为一个审判人员，应该设身处地地判断防卫人在正当防卫情况下的主观意图，分析产生其主观意图的客观因素。根据不法侵害的强度、缓急和正当防卫保护的权益等因素，正确地确定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限度。”
笔者认为，折衷说综合了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优点，既考虑了对法秩序的维持，又考虑了防卫人的特殊情况，但问题在于，折衷说中应当以主观说或客观说中哪一学说为基础，还是将主观说与客观说二者并重，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确定的问题。
（二）折衷说的具体内容的确定
主观说和客观说各有优劣，折衷说试图将二者的优点统一起来，其出发点是正确的。在折衷说中，有的主张以客观说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主观说来进行认定是否防卫过当；有的则主张以主观说为基础，适当考虑客观说；有的则主张二者并重。折衷说内部的不同观点对于实践中的防卫过当的具体认定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如何平衡折衷说中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地位，确定折衷说的具体内容是刑法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从刑事立法层面上看，这一问题涉及一国对正当防卫的态度。正当防卫制度是一国为了防卫在国家的公权力来不及救助私人权力的情况下给予私人权利救助的一种制度。私力救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公力救所替代，由于私力救济具有的诸多的不利之处，现代各国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对私力救济进行限制，目前，虽然各国都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但对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设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就是为了防止私力救济过多的介入。可以说，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即防卫过当认定的诸多学说都是为了限定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其区别仅仅是在于在限制的程度不同罢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过于扩张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无疑也会产生许多弊端，但同样的是，如果过于限制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也会带来诸多问题。认为保护个人的权利、利益是国家的事情，广泛承认私人的自救力，就会产生助长个人实力的倾向，这样反而会引起更多的纷争，扰乱社会治安。但这种治安维持的观点，一方面抑制了公民对自助、互助的努力，减退了公民的自助、互助精神；另一方面，又承认国家要监视、介入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果一国的立法态度趋向于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严格的限制的话，则在实践中其关于防卫过当的认定的折衷说则更趋向于以客观说为基础。相反当一国为了扩张公民防卫不法侵害的权利，以防止因公力救助不足所带来的危害的话，则以主观说为基础。可以说，在防卫过当标准的认定过程中，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既要防止暴力又要保护防卫者，使正当防卫适合现代社会的方向改革。因此，如上的述，一国究竟应当对防卫过当采取何种刑事立法态度，不仅与正当防卫设立的目的、初衷有关，还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问题在于，一国的刑法实践及刑法理论对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究竟采取何种程度的限制，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正当防卫制度从其萌芽、发生到发展，与人类社会从人法到法治的历史进程基本上是同步演进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尽管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有所差异，但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脉络：原始社会的防卫本能→奴隶社会有限的防卫权→封建社会膨胀的防卫权→资本主义社会前期无限的防卫权→资本主义社会后期严格的防卫权。 从正当防卫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笔者认为，折衷说内部的主观说与客观说的地位如何处理，涉及一国对于正当防卫的抑制或扩张的态度，对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的认定是采取抑制的还是扩张的政策取决于如下因素：
1．一国的公力救济制度的完善程度。正当防卫制度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种私力救济权，当一国的公力救济制度不能较好地保护其国民时，或者说其公力救济制度欠发达时，应当适度扩张包括正当防卫在内的私力救济制度。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运用国家权力保护其国民的能力存在很大的欠缺时，就不宜再过分地限制其国民自我保护的救济力，这样才能补充公力救济的不足。当然，一国的公力救济制度不可能达到可以无限地保护其国民的程度，因此，正当防卫制度也总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2．一国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平衡的程度。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当一国的立法者偏重于国家权力时，也许会适当限制公民个人的权利，反之，则扩大公民个人的权利，对于公民个人的正当防卫的权利也是如此。立法上奉行国家权力主义的国家，偏重于对国家权力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包括正当防卫权在内的公民个人的权利，对于公民个人的正当防卫权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立法上奉行个人权利保障的国家，对于公民的正当防卫权给予相对扩张的刑事政策，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即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放缓。因此，对于限度过当的认定，无形中与一国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有着重要的关系。
3．一国现阶段的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一国的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对于防卫人在特定情形下实施的防卫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一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处于恶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的可能性就更大，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其防卫意识和心理会进一步增强，因此，立法者不应过分地限制而是应当适度扩张防卫人的防卫权；当一国的社会治安状况较好时，人们对政府寄予的期望就高，就普通公民而言，其防卫意识和心理会有所减弱，因此国家可以适度限制公民的防卫权。
当然，以上仅仅就正当防卫制度应当采取抑制和扩张的政策作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诸多情况都相类似的不同国家，也可能采取完全相反的对策，此外，在同一国家，也可能对类似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理，这是因为对于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进行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司法人员的主观性在其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正当防卫制度的本来目的出发，刑事司法实践中应结合上述特征对防卫过当进行正确的认定，这将使正当防卫制度更好地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应当确立的标准
从上述分析可知，如何确定防卫过当之间的评判基准，应该考虑上述诸多因素，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有必要采取不同的对策。笔者认为，我国对于防卫过当究竟应采取何种标准，取决于对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形是：
1．公力救济制度相对欠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力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救济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特别是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严重不足，从现有的警力来看，也存在素质较低、执法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公力救济还不能充分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在必要的限度内适度扩张防卫人的防卫权，在防卫过当的认定上适度倾向于防卫人。
2．从我国的现行立法来看，更倾向于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限制国家的公权力。从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来看，都是在朝着控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的方向发展，这是当今世界民主与法制的必然要求，我国也是顺应了这一立法趋势，如我国刑法中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是很好的明证。
3．社会治安状况仍不容乐观。无疑，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治安状况较之以前已经有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好转，但较之其他国家而言，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容乐观，各种严重的黑社会犯罪和暴力犯罪正困扰着我们的社会”。 此外，我国每年发生的直接侵害公民个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如盗窃、抢劫、抢夺占了刑事案件绝大多数，这些犯罪大多数都是具有紧迫性的，是正当防卫的对象。
从正当防卫制度的本来制度来看，由于正当防卫制度是给予公民个人的一种自卫权，因此，应当对防卫人本人的情况给予更多的关注。正当防卫的设立的初衷就是让公民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对付不法侵害，从而达到保护自己或他人的目的，如果在防卫过当的认定上对防卫人本人的主观状况给予较少的关注，从而限制正当防卫的成立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违背了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初衷的。此外，对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进行适度扩张的认定，也是与刑法谦抑主义的精神相一致的，从各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刑法的谦抑性都得到了逐步的贯彻。日本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正当防卫的适用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日本关于防止及处分盗犯等的法律（昭和5年法律第9号）第1条设立着关于正当防卫的重大特则。即，该条第1项规定，“在防止盗犯或者想取回盗赃时”（第1号），“在想防止携带凶器或者跨越损坏门窗墙壁等或者开锁侵入他人的邻居或者他人看守的邸宅、建造物或者般舶者时”（第2号），“在想排除无故侵入他人的住居或者他人看守的邸宅、建造物或者船舶的人或者不接受要求从这些场所退出的人时”（第3号），“为了排队针对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贞操的现在危险而杀伤了犯人”时，不问其行为是否“不得已而实施的”，“都是刑法第36条第1项的防卫行为”，从而扩大了正当防卫的范围。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应采取以主观说为基础的折衷说，即以行为人本人的认识为基础，同时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这符合当前我国的实际。当然，对于正当防卫采取有利于防卫人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侵犯不法侵害人的权利，只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对防卫人的权利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予适度的扩张。可以说，无论是哪种学说，都应当是在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内予以适度的扩张或限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公力救济制度会更加完善，社会治安状况也会逐渐好转，对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的认定会适度抑制。

二、对特殊对象正当防卫的限度的把握
正当防卫针对的是不法侵害，如何理解“不法”， 存在客观违法说和主观违法说两种不同的观点，主观违法说认为，除法律规定了客观责任的行为外，只有故意或过失地实施的“不法”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才可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对无罪过的侵害，可以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客观违法说认为，侵害行为的不法性与侵害人主观罪过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等行为人主观上无罪过的行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或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的行为，只要不符合法律要求，都是可能成为正当防卫前提的“不法行为”，对之均可以实施正当防卫。 德国、日本等的刑法理论与实践也持此观点。
但是，对于这些所谓的“客观”违法行为，如精神病人、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行为，虽然在刑法理论大多数学者肯定可以对这些人进行正当防卫，但由这些无责任能力、限制责任人的生理、心理、年龄等方面的诸多缺陷，在实践中，对其进行正当防卫显然应较之对其他主体实施的正当防卫规定有所不同，也即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应较之对其他主体实施的防卫行为有所不同。正如有学者论述道：“有女子、儿童，欲加害伟丈夫之生命、身体，彼伟丈夫者，对此女子、儿童，阻之执之，皆易易事，乃不出此，而必将女子儿童杀伤者，是不可谓排除现在不法侵害所必要之行为矣。是即逾越防卫行为必要之限度矣。” 德国刑法也对此作了规定，“对于孩子、未成年人、酩酊大醉人、精神病人、陷于刑法错误中的人、过失行为人或者紧急避险人，没有必要得到法秩序的确认，因为法秩序的效力并没有因侵害而受到影响，或只是受到不严重的影响。因此，正当防卫权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仅是自我防卫权。这就意味着被侵害人必须是为了保护法益，而且，只有当他不放弃受到威胁的法益便不能够回避侵害，始可对侵害人实施防卫行为”。 笔者认为，对于这类不法侵害人，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情况，对于其所实施的防卫行为应当限定在一个较为严格的范围之内，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应当包括如下方面：
1．当有其他消极方法可以避免损害时，行为人应当尽量采取其他的消极方式来避免损害，以防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当然，笔者认为，并不要求行为人在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只有采取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正当防卫，不能等同于紧急避险中避免是排除危害的唯一方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般而言，可以选择不对侵害行为人本人的人身造成侵害的情况下避免侵害，可以采取这类方法。如面对这类人的侵害，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可以通过逃跑等消极方式来避免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带来的危害。当然，在有多种方法避免不法侵害的情况下，也并非不能直接采取对侵害人的反击，只是说由于侵害人的特殊情形，较之其他一般的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要规定更为严格的条件。
2．在仅有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才能避免不法侵害的情况下，也应当采取较为严格的条件，从严掌握条件。不能较之对一般侵害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来掌握。例如，对于一个12周岁小孩实施的故意杀人，虽然实践中承认对该类侵害可以实施防卫，但若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面对这一小孩的这种侵害，应当较之其对一个正常成年人实施的反击行为限定更严格的条件，或者，对一个精神病人的侵害，也应当限定更严格的条件。毕竟，从我国的刑事立法来看，刑法都对这些人基于其自身的特点进行了适度的宽容，如不负刑事责任、减免刑事责任、不判处死刑等，因此，防卫人对于这类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的认定，更应当适度放缓。
3．在可以采取对其他较小的利益造成损害来避免不法侵害时，就不应对不法侵害人本身造成损害。例如，针对上述人员实施的不法行为，如果能够对其他较次要的利益造成侵害的情况下，就不应当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如可以采取对其他的财产等利益造成损害进行紧急避险的情形下，就应当采取这类积极的方式来避免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德国的判例也采取持此观点，认为对于在餐馆因喝醉而说侮辱性言辞的情况，只能限于用语言应答，除此以外的则应当采取回避侵害的做法（联邦法院刑事判决3，217）。


三、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防卫过当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防卫过当行为构成何种犯罪的，就按相应的犯罪进行处理。防卫过当的前提是行为人实施了防卫行为，防卫行为一部分是出于正当防卫，只是由于在实施正当防卫的过程中，造成了过当的危害结果，对于超出正当防卫限度的部分，才被认定为防卫过当。问题在于，行为人对于过当行为的罪过形式是什么，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别不同的情形进行讨论。
1．行为人出于直接的故意造成过当的损害结果。一般而言，如果行为人的过当行为是由于行为人的直接故意造成的，一般就不认为是防卫过当，而按故意犯罪进行处理，因为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合法的利益，如果防卫过当可能由直接故意引起，那就否认了防卫过当具有正当防卫的前提，而且还必须承认其主观上具有犯罪的目的和动机。 但即使防卫人是出于直接故意而实施的侵害行为，也不能绝对地认定为是正当防卫，只要造成的结果是在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之内的，就可以认定为是正当防卫。如行为人面对一个身强力壮的杀人犯，从口袋中挑出刀将不法侵害人造成重伤，主观上看，行为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重伤这一结果明显是出于直接故意，但行为人仍然实施，只要这种损害结果认为是防卫不法侵害而必要的，并且具有相当性，虽然行为人的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但仍然认为是正当防卫。如果行为人对于过当的结果是出于直接故意的情形下，是不属于防卫过当，应对过当的结果承担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例如，一个身强力壮的赤手空拳的青年人，对于一个拿刀过来伤害他的18周岁的少年，在可以造成不法侵害人轻伤从而制止不法侵害的情形下，行为人基于直接故意实施了杀害少年的行为，对于此种情形，行为人的结果是过当的，超出了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并且，行为人主观上出于直接的故意，对于将人杀死的行为，很难再将其认定为是在正当防卫的基础之上的防卫过当行为，因为，从这种情形上看，很难认为行为人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是具有防卫目的的，可以说行为人是基于愤怒等其他目的而实施的，其主观上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目的，因此，应当认为此种情形不属于正当防卫，而应当按照相应的故意杀人罪（直接故意）进行处理。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唐山市计划生育管理条例（修正）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10月27日河北省唐山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4年9月2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 1997年6月25日唐山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 1997年9月3
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本市境内的公民和单位，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提倡晚婚、晚育，实行少生、优生，禁止早婚、早育和计划外生育。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规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健全和完善人口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各级计划生育委员会是同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工作主管部门，对下级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有监督、指导、协调的职责。
第五条 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由乡级干部任主任，配备计划生育助理员、宣传统计员、政策法规员和节育技术人员。
第六条 村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由村主要负责人任组长。配备专抓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享受略低于村民委员会主任的经济待遇。根据育龄妇女人数和居住情况设育龄妇女小组，每组设组长一名，享受定额补贴或者误工补贴。
第七条 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由本单位主要领导人负责，根据工作需要设置计划生育办公室或者配备专（兼）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接受当地人民政府和本系统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的领导。
企业的计划生育工作，由法定代表人负责，接受当地计划生育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八条 县以下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专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在岗期间发给岗位津贴。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按有关规定筹集计划生育经费。城市各区由财政按人均不低于1．00元的标准拨付；各厂矿企业根据需要自行筹集计划生育经费；户籍在本地的个体工商户每个从业人员每年缴纳计划生育管理费不低于1．5元，由注册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代收，用于奖
励独生子女家庭和计划生育事业。
按有关规定，收取照顾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费，用于奖励独生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父母、双女结扎户父母养老保险。

第三章 生 育
第十条 育龄夫妻生育子女必须服从当地人口出生计划。除以下规定者外，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
凡照顾再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和以下有关规定执行：
（一）夫妻一方为相当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标准的其他非遗传性残疾者，须经县（市）、区以上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组织鉴定。因违法行为致残者，不属照顾生育范围。
（二）农业人口中，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的，其家庭有两个以上女儿的，只照顾一对夫妻。到无父、母的女家结婚落户的或者岳父母为非农业人口的不属于照顾生育范围。
（三）计划内新生儿、婴儿死亡的，出具医疗保健单位证明或者村委会成员三人以上证明，方可再安排生育。
第十一条 禁止非法收养和送养转移子女。要求收养子女者，须由县（市）、区计划生育部门出具收养资格证明，经有关部门办理收养手续。否则，视为计划外生育。
第十二条 依法结婚的育龄夫妻，领取《生育证》后方可怀孕、生育。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妇女不得早于二十八周岁，同时第一个子女必须四周岁以上，育龄妇女三十周岁以上的，子女可放宽至两周岁；再婚夫妻的女方为生育第一个子女的，生育年龄不得小于二十四周岁。
第十三条 要求生育的夫妻，须写出申请书，由双方所在单位审查。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城市居民到女方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办理《生育证》；农村村民由村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审查，报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办理《生育证》。照顾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城市居民由女方
单位初审，征求男方单位意见，经女方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审查、农村经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审查，报县（市）、区以上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
已婚育龄夫妻，申请生育时，须同所在管理单位签订计划生育合同。
各级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生育指标审批档案，并加强管理。

第四章 节 育
第十四条 凡未安排生育的育龄夫妻，必须落实可靠的节育措施。农村已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妇女，必须采取长效节育措施；已有两个以上子女，且女方为四十周岁以下的，由夫妻一方采取绝育手术。第一胎为双胞胎的，可先采取长效措施，待孩子四周岁以后再做绝育手术。凡计划外怀
孕的必须采取补救措施。对计划外怀孕的农村育龄妇女，其配偶是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工的，由所在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及时通知男方工作单位，双方配合做好补救工作。
第十五条 节育手术和手术后并发症治疗费的报销：农业人口按规定执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公费医疗”经费中开支；企业职工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的上述费用，按有关规定报销。无业人员的上述费用由计划生育事业费报销；军队官兵、职工和随军家属施行计划生育
手术的上述费用，由所在部队按规定解决。
对未按规定采取节育措施而计划外怀孕的，施行补救手术的费用由个人负担。
第十六条 接受绝育手术后子女均夭亡或者只剩一个非遗传性残疾子女的，可凭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证明，到医院施行恢复生育手术。其手术费用由计划生育事业费中解决。
第十七条 对接受节育手术的职工，经施术单位证明，按规定休假和给予照顾，在规定休假期间，视为出勤。接受绝育手术者经施术单位证明，其配偶可准假七至十天，按出勤对待。受术者为农民的可根据当地经济条件发给适当的营养补助费。
第十八条 节育手术并发症的鉴定及生活待遇执行以下规定：
（一）节育手术并发症的鉴定，要由本人申请，经单位审核同意，填写并发症鉴定表，并呈报所在县（市）、区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由节育技术鉴定小组集体鉴定，被鉴定为并发症者，从认定之日起享受并发症待遇。
（二）对节育手术并发症要根据病情实行分等管理。
（三）节育手术并发症者，每年要按时参加复查。无特殊原因，拒不参加复查的，取消其并发症待遇。
（四）因实施节育手术丧失或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城镇职工由所在单位比照工伤处理，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所在单位要为其调整轻工种，治疗期间，经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单位批准，可享受计划生育假；城镇无业人员符合救济条件的，由民政部门给予社会救济；个体工商业者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个体劳协给予生活资助。
农民由所在乡（镇）从公益金或者计划外生育费和违反本《条例》的其他罚款中予以生活资助，所在村要从生产上给予帮助。

第五章 奖 励
第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工实行晚婚、晚育的，按《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由所在单位落实晚婚假和奖励产假。休假期间视为出勤，不影响调级，不影响以出勤为标准的各种奖励。因工作需要，奖励婚、产假有困难的单位，可按照奖励的天数加发工资。
第二十条 在农村，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至少采取以下办法之一兑现独生子女家庭奖励待遇：
（一）从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起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奖金，年人均收入千元以上的行政村，父母每人每月不低于5元；年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行政村，不低于3元，至其子女18周岁止。
（二）因经济困难无力给予奖金的地方，可采用减免提留款或者义务工的方法兑现奖励待遇。
（三）为农村独生子女办理儿童人身保险及其父母养老保险。
第二十一条 对独生子女家庭在扶持发展生产、城乡企事业用工，发放扶持性贷款等方面，在与他人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照顾。
第二十二条 享受独生子女家庭待遇的夫妻，离婚或者丧偶后，同子女生活的一方，可继续享受原待遇；再婚者，从结婚之月起停止享受独生子女家庭待遇，对过去已享受的不再退回；重组家庭的独生子女父母奖金，初育一方可享受。独生子女死亡的由下个月停止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
金，过去享受的不再退回，再生育后可重新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享受除奖励产假以外的独生子女家庭待遇。
第二十三条 已享受独生子女家庭待遇的夫妻，又计划外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必须缴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回独生子女父母奖金及其他奖励。
第二十四条 已享受独生子女家庭待遇的夫妻，符合照顾再生育一个子女条件的，申请生育时，交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从批准再生育指标之月起停止享受独生子女家庭待遇；凡一次性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要退回多享受的奖励待遇。
第二十五条 独生子女父母的奖金来源：
（一）国有、集体企业单位，从企业福利基金中解决，如确有困难可报经财政部门批准，由企业管理费中解决。
（二）机关、学校等行政、事业单位，由职工福利费中解决，如有困难可在单位行政费或者事业费中解决。
（三）城镇待业人员参加劳动服务公司或者其他联营组织的，从所在单位公益金中解决。
（四）夫妻一方为城镇无职业居民的，包括无工资收入的学生和残疾人，凭街道办事处每季出具一次证明，由另一方解决。
（五）夫妻双方均为无职业的非农业城镇居民，由计划生育事业费中解决；一方为户籍在本地的临时工或者户籍在本地的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另一方为无职业的城镇居民的，无职业的城镇居民由计划生育事业费中解决。
（六）私营企业职工的独生子女家庭奖励由业主负责解决；户籍在本地的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从代收的个体计划生育管理费中解决。
（七）被劳教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由原单位继续支付；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第二十六条 对本年度人口计划指标完成好的单位和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成绩突出的部门和单位、群众组织及个人，应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凡不符合《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和本条例的生育规定而生育的，均为计划外生育。对计划外生育的夫妻，各征收一次性计划外生育费；对个别情节恶劣的，应当从重处罚。
对计划外生育的家庭办理“农转非”时，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符合照顾再生育一个子女条件，但未经批准而生育的，按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征收计划外生育费；虽列入生育计划，但违反生育审批程序未做到持证怀孕而生育的，每提前一个月按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计划外生育费数额的10％处罚。
第二十九条 对其他计划外生育的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不足法定婚龄非法同居或弄虚作假办理结婚手续而生育的，按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征收计划外生育费，不得照顾再生育一个子女；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计划外生育第三个子女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二）对男女双方均够法定婚龄而未履行结婚手续非法同居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男女双方各九个月收入的金额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三）依法结婚后，持有《生育证》，但提前生育第一个子女，生育时间自领取《生育证》起不足六个月的，按夫妻双方各一个月收入的金额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私营企业者、个体劳动者、城镇无业居民和村民比照执行。
（四）其他非婚生育的，对原无子女的按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原有一个子女的按计划外生育第三个子女征收计划外生育费，以此类推。
第三十条 非法收养子女的，按计划外生育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无子女者，非法收养的，从收养之月起到收养者年满35周岁止，每年各按夫妻双方2个月的工资性收入金额征收，一次收毕，不再安排生育；有子女者非法收养的，按子女累计数征收。私营企业者、个体劳动者、城镇无
业居民和村民比照执行。
第三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生育第二个子女属于计划外生育的，除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外，给予开除留用察看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对计划外生育第三个子女以上的，一律给予行政开除处分。
第三十二条 出现计划外生育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5年内不得享受六种行政奖励，不得聘为干部，不得提拔、晋升职务和调入上级机关。
第三十三条 对滥发生育指标，弄虚作假，开具假证明，谎报计划生育统计数字的有关责任者，要给予经济处罚、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未完成本年度人口计划指标的，不得评为先进单位和精神文明单位，单位领导人不得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给予经济处罚。对人口失控的除经济处罚外，还要给主要领导人、分管领导人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具有下列行为的当事人，给予处罚，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每例处以100元至200元罚款。
（二）无故不按当地政策要求接受孕情检查的，每推迟一天处以5元至20元罚款。拒不按规定实施节育手术或者补救手术的，每推迟一天处以10元至40元罚款。
（三）擅自给计划外怀孕者接生的，每一例罚款500元至3000元。
第三十六条 对容留计划外怀孕妇女的个人，处以500元至3000元的罚款。对容留计划外怀孕妇女的单位处以500元至10000元罚款，并可以根据情况对单位主要领导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各级医疗保健单位，在接受产妇分娩时，必须查验《生育证》。凡发现无《生育证》，必须报告当地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不报告的，对单位处以500元至3000元罚款，由县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执行。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当事人对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和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九条 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应当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按管辖区域由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统收，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统管，受同级财政部门监督，专款专用。

第七章 流动人口管理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公安、民政、计划生育、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要把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纳入有关部门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四十一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常住户口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
第四十二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分口管理，具体负责。
（一）单位招用的合同工、临时工、协议工、季节工及聘请的技术人员等由招聘单位主管。
（二）个体工商户及其雇佣人员、私营企业经营者，由注册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
（三）无业和从事家庭劳务人员，由现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主管。
（四）停薪留职人员由原单位主管。
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和各主管单位，要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和有关帐卡，负责孕情检查、节育措施落实和政策兑现等项工作。
第四十三条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向每位流动人口收取计划生育管理费，用于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并与流动人口的管理单位和流动人口分别签订计划生育合同。
第四十四条 凡在我市城乡活动的流动人口，必须持有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部门发给的计划生育证明，经现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审核签章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否则，各有关部门不予办理暂住户口、营业执照、出租住房、租赁经营
或招用临时工等手续。
第四十五条 流动人口必须持有常住户口所在地发给的《生育证》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生育证明，经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审核登记后方可生育，无证的一律按计划外生育处理。
第四十六条 外出的流动人口要与常住户口所在地管理单位签订计划生育合同，每季要向常住户口所在地汇报一次节育措施情况并寄回现居住地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孕情检查证明。否则，常住户口所在地派人前往的一切费用，均由外出户负担。
第四十七条 流动人口要按常住户口所在地规定落实好节育措施，凡造成计划外生育的除按《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同时对私营企业经营者暂扣营业执照，对个体工商户吊销营业执照；已被单位招用和聘请的流动人口一律辞退；注销暂住户口，令其返回常住户口所
在地。
对出现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的单位及有关责任者给予罚款或者行政处分。
第四十八条 流动人口的孕检费由现居住地从征收的计划生育管理费中解决；计划生育手术费由常住户口所在地负责解决。
第四十九条 对据实举报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和生育的人员，由所在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实施办法。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的“以上”、“以下”均包括本级或本数在内。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从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唐山市关于贯彻执行＜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和＜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附：唐山市计划生育管理条例修正案

（1997年6月25日唐山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7年9月3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1997年9月10日公布）

修正案
一、第六章章名修改为：“法律责任”。
二、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凡不符合《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和本条例的生育规定而生育的，均为计划外生育。对计划外生育的夫妻，各征收一次性计划外生育费；对个别情节恶劣的，应当从重处罚。”
三、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修改为：“对男女双方均够法定婚龄而未履行结婚手续非法同居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男女双方各九个月收入的金额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四、第二十九条第三项修改为：“依法结婚后，持有《生育证》，但提前生育第一个子女，生育时间自领取《生育证》起不足六个月的，按夫妻双方各一个月收入的金额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私营企业者、个体劳动者、城镇无业居民和村民比照执行。”
五、第二十九条第四项修改为：“其他非婚生育的，对原无子女的按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原有一个子女的按计划外生育第三个子女征收计划外生育费，以此类推。”
六、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具有下列行为的当事人，给予处罚，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项修改为：“阻碍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每例处以100元至200元罚款。”
七、第三十六条修改为：“对容留计划外怀孕妇女的个人，处以500元至3000元的罚款。对容留计划外怀孕妇女的单位处以500元至10000元罚款，并可以根据情况对单位主要领导人给予行政处分。”
八、第三十八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当事人对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和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九、第三十九条修改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应当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按管辖区域由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统收，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统管，受同级财政部门监督，专款专用。”
十、第四十七条修改为：“流动人口要按常住户口所在地规定落实好节育措施，凡造成计划外生育的除按《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外，同时对私营企业经营者暂扣营业执照，对个体工商户吊销营业执照；已被单位招用和聘请的流动人口一律辞退；注销暂住户口，令其
返回常住户口所在地。
对出现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的单位及有关责任者给予罚款或者行政处分。”



199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