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周永坤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05:30:49   浏览:9095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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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

周永坤


调解历来是中国特别钟情的纠纷解决制度,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高调解率为学界和社会所诟病,这是对偏重调解的人治传统的反思。在这一态势下,民事案件的调解率逐年下降,全国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从71.73%下降到2002年的30.32%,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但是,步入新世纪前后,调解再次受到追捧。法院的民商事案件调解率开始摆脱有此项统计以来连续14年的下降势头,从2002年开始呈现上扬态势, 2006年上半年,一些地方法院甚至出现了“无判决”现象,这是很可忧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股“调解旋风”正在走出民商事案件向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领域蔓延。调解的滥用与强制化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刚刚起步的法治机体。
  调解的蔓延、特别是强制调解的兴起是建立在对调解的二大误读之上的。
  第一,调解不是东方社会所特有,它是欠发达社会普遍性的制度,这已为现代法人类学所证实。澳大利亚的土著马努斯人(Manus people)原先的主要纠纷解决方式是“械斗、突袭以及短暂的媾和仪式”组成,后来他们从殖民者那里学习到了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将它交给一个独立的仲裁者, 这事实上是一个调解程序。可见调解是单纯依靠实力解决纠纷的野蛮行为的文明替代品。在非洲习惯法体制下,调解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菲律宾吕宋岛的伊富高人除杀人案进行血亲复仇外,其他的纠纷都用调解。 印第安人的部落社会也通行调解。 西南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美拉尼亚人也钟爱调解。
人们将调解作为东方专利的思想很可能来自对古希腊社会的误解,仿佛古希腊没有调解,其实不然,调解同样是古希腊主要的纠纷解决制度。《荷马史诗》开头就是一个关于调解的故事。国王阿伽门农起先答应将美丽无比的布里塞伊斯作为战利品分配给英雄阿基琉斯,后来这小子看到布里塞伊斯貌若天仙起了色心,遂撕毁前约,向阿基琉斯讨要布里塞伊斯,阿基琉斯当然不买账。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流血冲突即将爆发的时候,先是雅典娜劝说阿基琉斯别动手,接着是涅斯托尔在两人间进行调解,化解了一场流血纷争。 至于希腊社会何以较早结束了调解的历史,答案只有一个:它的城邦制度是一个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里,调解只能退居次要地位。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解释古罗马为什么有发达的判决和式微的调解制度。
  第二,调解是落后的文化遗存,不是先进的法律文化。人们常常将调解理解为对现代性反思的产物,或者将它视为和谐文化(与判决相比)的一部分,这并不准确。恰恰相反,在现代,调解是落伍的法律文化。作为纠纷解决制度,调解具有“前国家”性,它是在一个结构简单的小型社会里的主导性纠纷解决制度,在国家产生以后,它退居于社会自治领域,在国家层面,调解只应该对判决起到“拾遗补缺”作用。东方调解(特别是官府的调解)的发达与长久,这不是东方的优势,恰恰是东方的劣势。与判决相比,调解有其内在的弱点。
  (1)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日本和美国的学者都将调解归之于非规范的纠纷解决机制。从我国调解的实践来看,它也是非规范与非程序的,我们所理解的调解的优势其实都是建立在它的非规范性与非程序性之上的。就调解的过程来说,它本身没有一定的程式,一切都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为归指。调解的内容的正当性不是来源于法律规则,而是双方的认同,这就势必造成结果对规则的偏离。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本身对于纠纷的公平解决不利。由于遵守规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对这一原则的违反必然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产生潜在的威胁。(2)调解常常牺牲公正。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多有论述。程序正义研究的佼佼者贝勒斯就指出程序正义的原则在协商式程序(包括调解)中不适用,因此,协商解决纠纷的方法起码基于两条理由是缺乏公平的:“其一,一方当事人可能比另一方当事人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bargaining power)。其二,由于形式正义不适用,因此,与特定某人就相同问题进行协商的不同的个人,可能就无法得到比较正义。” (3)调解也存在执行难。随着调解的增加、特别是强制性调解的发展,调解的执行难问题已经露出水面,相信随着强制调解的进一步发展,由调解所产生的执行难问题及其它的社会问题将日益显性化。调解解决执行难其实是以牺牲规范和公正为代价的,一旦当事人知道在调解中失去了规范所给予的权利或者上了对方的圈套,则反悔在所难免。时下不准反悔制度的确立,将纠纷延续到了执行阶段。同时由于调解与判决相较在程序上的劣势,它出错的可能性更大,这也埋下了执行难的隐患。(4)调解并不经济。如果一切天遂人愿,则调解无疑比判决要来得经济,但是这只是理想。就成本而言,法院的调解成本本身并不小,同时法院在计量调解的成本时是将社会成本忽略不计的。事实上,在所谓社会调解大格局的制度下,社会对调解的成本投入是相当高昂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制、乡镇司法所的建制、司法局的投入、乡镇政府的投入等等,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如果我们将这些成本投入到法院,相信将产生经济得多的效益。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强制调解的政策导向本身通过当事人的利益计量,转化为一种调解的成本,当强制调解成为一项公开的制度设计的时候,调解的成本将成倍增加。还有,我们计量成本的时候忘记了那些调解失败的案件。在那些案件中,调解的成本是无限大的。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调解出错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判决,因此它就要支付比判决更高的“错误成本”。人们在计算调解的成本时往往只计算“直接成本”,而忘记“错误成本”。正确的计算方法应当是追求“直接成本”+“错误成本”的最小化。(5)调解切断纠纷的功能被夸大。调解有利于切断纠纷、有利于和谐只是一种臆断。诚如罗马格言所谓“有好篱笆而后有好邻居”,只有在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谐关系。许多调解协议、特别是强制性调解协议缺乏公平这个和谐的基本前提,它只是将纠纷掩盖起来,因此很有可能酝酿一场更大的纠纷。这在婚姻家庭纠纷中特别严重,最早提倡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美国已经将此类案件排除在调解范围之外, 而我国恰恰强调此类纠纷必须调解。(6)调解对公民人格的不良影响。对调解的比较优势的肯定是建立在传统的息讼、耻讼观念之上的。“息讼有利于和谐,争讼有损社会和谐”这种和谐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它将和谐理解为建立在人的利他主义行为方式和社会最小利益冲突状态。我国古代儒家的和谐社会正是这种和谐,恰恰在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中,人们对诉讼普遍表示厌恶。对于这一点,我国民国时期的大法学家吴经熊有精当的研究。他将争讼视为“自然现象”,认为,“没有争讼,就不会有真理,也不会有公道。法律以争讼为发源地,以公道为皈依处。”吴经熊认为,过分强调通过调解息讼对公民的人格会有不良影响:一是容易形成双重人格;二是造成心理的压抑,使民心不和顺,容易走向极端。
  我国法律规定了调解的自愿原则,这是非常正确与重要的。但是,我国现实的调解制度却具有相当的强制性,调解的强调化正在日益严重地侵害着我们刚刚起步的法治事业。调解的强制性起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有的法律法规规定调解是必经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依本条规定,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调解成了法官的义务。二是上诉程序与错案追究制度的结合,构成了迫使法官选择调解的强大的利益与精神压力。在当下的制度下,被改判或被驳回再审的案件将作为错案,一旦作为错案受到追究,法官失去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而调解可以避开错案追究的风险。三是调解在程序上排斥检察院的抗诉。对抗诉的排斥一方面强化了调解协议的强制性效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它减少了法官被追究错案责任的风险而提高了法官调解的积极性。四是行政诉讼中禁止调解制度的虚置。
  现在,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强化调解内部规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强化了调解的强制性。这些措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在法院内强化调解的政策导向和利益机制,促使、甚至迫使法官调解。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将调解率作为考核内容,奖励高调解率者;规定调解为第一选择,甚至对个案规定最低调解次数,要求案案调解;规定硬性调解率指标。(2)动员法院外部力量参与调解,借助社会力量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3)对当事人施以利益压力。例如,有的法院规定撤诉可以退还一半诉讼费,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坚决要求减少诉讼费,法院对于选择调解的当事人许诺以适当少收诉讼费。更多的是对当事人施以利益“威慑”,法官以“背对背”的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判决对他的不利后果,例如,败诉、执行难等等,迫使当事人从利益考虑选择调解。
  动员社会影响与政府权力参与的人民调解本身有阻隔权利人走向司法的消极作用,这本身是一个人权问题;法院的强制调解无疑构成对权利人权利的冲击。强制性调解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有害的遗产。我国古代衙门就通过对原告的关押甚至刑罚威慑来阻拦当事人走向司法。现代社会,强制调解是被禁止的行为。1960年日本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就宣布民事案件的“强制调解”是违宪的。
强制调解对人权法治构成严重的冲击。
  首先,强制调解不利纠纷公平解决,这是由于调解本身的非程序性与强制调解的“准暴力性”所造成的;其次,强制调解侵犯了公民的权利,这包括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再次,强制调解对法治的根本价值构成威胁,强制调解威胁法律的至上性,强制调解排斥了公众对纠纷解决过程的参与这一法治的基本要求,强制调解对法院和法官的地位的冲击。因为在强制调解中法官扮演的不是裁判官的角色,而是行政官、甚至是一个自利的商人的角色,同时,强制调解使法官成为司法外权力的工具,使法官深深陷入社会之网中,对法官的人格也构成负面影响。强制调解一方面强化了法院的行政功能,它也强化了法院内部结构的行政化趋势。
  总之,调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制度,它是小型社会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在人类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中,调解退化为一种基层社会的自治制度,同时它也作为诉讼中当事人自愿选择的制度,具有相当的意义。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与社会的政治原则有关。通常是法治社会与发达的裁判相伴,而人治社会则青睐调解,使调解具有强制性。我国发达的调解是与人治的社会样态相匹配的。钟情调解背后是单一的思维:人们只看到现实条件下调解比判决比较“好用”,人们忽略了它的基础:调解的优势是建立在人治社会之上的,它与人治社会相互促进,强制调解的发展必然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长远目标的实现更为艰难。
  即使我们避开法治的基本价值——正义不谈,从单纯的息讼角度来看,在一个权利观念兴起的时代搞强制性的调解也是不行的。事情真有点吊诡:现代的息讼靠争讼。古代息讼的成功是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的,是以人的权利麻木为条件的。当权利成为时代的特色的时候,当人的权利觉醒的时候,只有通过诉讼公平地分配权利与义务才是根本的息讼之道。
  人们常常只是从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解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单纯地将调解、法院作为达到社会目标的一个工具,这是非常片面的。社会是一个整体,纠纷解决制度与社会的关联主要是“意义”的、而不是“工具”的。所谓“意义”的关联是指纠纷解决制度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与社会是互动的。因此,我们在思考纠纷解决制度的时候,就不能仅仅考虑现实社会,而应当考虑未来社会——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要找到一个有利于理想社会实现的纠纷解决制度。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路,我们就要寻找与这一长远目标相一致的纠纷解决制度,这个纠纷解决制度必须以法院的判决为核心,至于调解,则只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禁止权力对人民调解的介入,并加强对它的法律规制,同时在法院的内外制度上保障法院调解的自愿原则的贯彻。

2006年11月3日于东吴研究室

周永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周永坤教授“平民法理”法律博客http://guyan.fyfz.cn/blog/gu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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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民政部 国家计委


关于印发《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民政部、国家计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计委(计经委),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计委: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战略部署,推动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特制定《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一、“八五”期间民政事业的发展状况
(一)“八五”期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民政工作加大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各项民政事业全面发展,“八五”计划确定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民政部门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保
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基本任务,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政事业的发展道路,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农村社会保障重点突破,全面发展,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截至1995年底,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网络乡(镇)达1.53万个,覆盖率为33%,完成国家计划目标。
“八五”期间,我国自然灾害比较严重。1991年的华东特大水灾和1994年的江南及华南特大水灾,历史上罕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成功地组织了灾害救助工作,自然灾害救济费支出94亿元,筹集国内外援助和捐赠达30亿元,救济灾民3亿人次,保证了灾民的基
本生活,维护了灾区的社会稳定。截至1995年底,救灾扶贫经济实体达1.5万个。救灾工作的深化改革,拓宽了国内外救灾援助的渠道,形成了救灾与减灾、兴办救灾扶贫经济实体与开展社会互助相结合的新格局。
推进了社会救济改革,进行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失业职工救济的试点工作。社会救济标准有所提高。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工作条例》,使五保供养工作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轨道。“八五”期间累计扶贫1600万户,脱贫率为61%。截至1995年底,扶贫储金会可达到1
5万个,比1990年增长39%。
为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开拓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
(三)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开拓前进。社区服务已纳入国家发展第三产业的总体规划,在大中城市正向实体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截至1995年底,社区服务设施和便民利民服务网点达33万个,比1990年增长2.7倍。适应人民群众对社会福利服务的要求,兴办了一些面向社
会的新型福利设施。截至1995年底,城乡各种福利院床位数达98万张,敬老院覆盖率为61%。社会福利企业稳步发展,基本完成了从事业体制向企业体制的转变。截至1995年底,福利企业安置残疾人95万人,创增加值390亿元。
(四)优抚安置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创建“双拥”模范城县的活动。各类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标准分期分批做了调整,在乡老复员军人的医疗、生活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改革退伍军人的安置办法,完成了300万退伍义务兵、20万转业志愿兵和近3万名军
队离退休干部的安置任务。优抚安置事业单位在改革中完成了供养、医疗和军供任务。
(五)社会行政管理规范化、法制化水平不断提高。修订颁布了新的设市标准,制定了设市预测和规划,积极、慎重地进行了区划调整,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首次进行的省际勘界试点工作,已勘定了6条省界线的80%。编辑出版了一批国内外标准化地名工具图书。

社团管理、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婚姻服务正在起步。殡仪事业单位的管理与服务水平有所提高,1995年全国火化率达到33%,并根据规划兴建了一批公益性、经营性公墓。
(六)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有了新的进展。开展了调查研究,组织、评比表彰和培训基层干部。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组织指导村、居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推进了基层民主,增强了村委会、居委会联系政府和群众的纽
带作用。
(七)民政事业费有所增长,“八五”期间民政事业费达386亿元,基本保障了民政事业发展的需要。发挥了市场手段对民政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家投入的不足。通过发行中国福利彩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全国共筹集社会福利基金35亿元,在支持社
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方面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巩固和壮大了优待五保集体统筹。社会福利企业在国家优惠政策和技术改造的扶持下,1995年的增加值比1990年增长2.9倍,支持了福利事业的发展。民政事业单位在重视社会效益的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开展经营活动,经
济效益有所提高。

二、民政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八)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依然脆弱,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偏小;优抚救济对象生活贫困,“八五”期间优抚救济对象补助标准仅提高32%,增幅比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低77个百分点,比农民纯收入低47个百分点,优抚对象生活难、住房难、医
疗难问题尤其突出,在一段时期内还可能加重;城乡各种福利院床位数国家计划未能完成,预计比计划减少2万张,且危旧房面积接近30%,不能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等要求;社会福利企业由于资金、技术条件和人员素质的限制,在现代企业的竞争环境中处境艰难;人事制度和企业用工
制度的改革,使城市退伍兵和残疾人就业安置工作的难度加大。
(九)社会行政管理难度增大,手段落后,且服务单位少、条件差,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特别是收容遣送体制不顺,基础设施差,与工作任务不适应,成为民政工作的难点之一。
(十)随着农村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整体状况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基层干部的素质急需提高。
(十一)国家资金投入不足。1995年民政事业费支出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只相当于1990年民政事业费支出的87%,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85%。

三、民政事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
(十二)妥善地解决上述问题,是决定今后一段时期民政事业能否持续地、稳定地发展的关键。虽然民政工作在发展过程中还可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总的说来,今后15年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民政工作的改革,将为民政事业发展创造条件。制定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
和2010年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政部门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也是民政事业发展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在此阶段,民政工作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全面推进各项民政事业的发展,依法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权益,促进社会稳定,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以至下世纪初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服务。
(十三)“九五”民政事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
--在农村逐步建立起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因地制宜、标准有别、相互配套、统一管理的,以农民自我保障为主的、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保障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全国奔小康的进程中,使优抚救济对象的生活水平随着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
--在城市,普遍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立足民政、面向社会的以社区服务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和服务体系。
--建立和完善国家、社会、群众相结合的优抚安置管理体制和服务体系,建立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经费自然增长机制,依法保障对城市退伍义务兵、志愿兵和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安置。
--逐步建立起运转协调、高效灵活,管理和服务功能有机结合的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法制,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基层政权的职能普遍得到加强,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村(居)民委员会民主自治制度。
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形成比较完善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社会行政管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规范化、法制化,基层政权民主化进一步增强,民政工作管理逐步现代化,实现民政事业全面进步与持续发展。
经过15年的努力,民政事业将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民政工作的社会稳定机制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这将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力地促进社会进步,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创造必要的条件。
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民政管理体制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管理新方式转变,二是民政事业发展方式从单纯福利型向公益型和效益型转变,进一步提高民政事业的社
会效益以及民政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十四)根据民政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为了实现未来15年的奋斗目标,各级民政部门要按照民政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把是否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权益、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是否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检验民政工作的根本标准
。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以及基本方针的指导下,今后实现15年民政事业发展必须遵循以下重要方针:
--服从大局,维护稳定。各项民政工作都要服从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按照党中央确定的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方针,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民政部门的社会稳定机制的作用。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民政工作改革的深度和力度。改革要抓住重点,又兼顾一般,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促进各项改革健康发展。
--发展社会互助,推动民政工作社会化。要根据民政工作群众性、社会性的特点,广泛动员和依靠社会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倡导和组织社会互助;积极探索社会化新途径,把民政工作社会化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民政工作主要体现社会效益,发展民政事业的资金必须始终坚持国家投入是主渠道。同时,推进筹资渠道多元化,鼓励社会、个人投资兴办民政事业。
--加强基层,强化基础,着力加强县、乡两级的民政工作,特别要加强基层民政组织建设,建立和完善基层民政工作体系。
--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分层决策,因地制宜制定工作方针和确定工作重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精神文明建设寓于各项民政工作之中,以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各项民政工作;以做好各项民政工作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提高民政干部职工素质,提高民政部门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加快民政企业事业单位的技术改造步伐。
--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中央和经济较发达地区责任、有义务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民政事业,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四、“九五”期间民政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十五)深化救灾工作改革。强化政府的救灾职能,健全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救灾救济制度,切实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建立救灾工作分级负责、救灾款分级负担的救灾体制,逐年增加政府对救灾救济的投入。探索建立救灾预备金制度,进一步加强救灾扶贫周转金和救灾扶贫
经济实体的管理,提高群众抗灾和生产自救的能力。建立灾害监测管理体系,科学评定灾害等级。实行减灾与救灾相结合,减轻自然灾害损失。完善接收国内外的救灾援助的机制,进一步扩大救灾、减灾的国际合作。
(十六)加强社会救济工作,认真解决好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困难问题。加大城镇社会救济改革力度,努力做好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下人员和失业职工的社会救济工作。到2000年,全国城市普遍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城市贫困人口进行
救济。在农村逐步提高特困户的定期定量救济标准。到2010年,全国城乡要普遍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切实解决五保户供养标准过低的问题。“九五”期间,五保户供养标准年平均增长应高于6%(按不变价计算,下同)。发展敬老院院办经济,建成以敬老院为依托的农村老年人服务网络。到2000年,全国乡镇敬老院覆盖率达到80%。
广泛开展社会互助活动。巩固、发展救灾扶贫经济实体和储金会、储粮会等基层互助组织,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勤劳致富。要加强对救助捐赠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十七)继续深化农村养老保险管理体制改革,做好农村养老保险工作。
(十八)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加快建立城市福利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对福利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充实社会服务设施,方便人民群众。要贯彻落实《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制定社区服务业发展规划,提高国家对社区服务业的投资比重,兴建一批项目较全、服务水平较高的新型社区服务设施,加强行业管理,拓宽服务领域,促进社区服务业实现产业
化、实体化和社会化。到2000年,社区服务中心要达到7000个,实现每个街道(县城关镇)都有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基本建立起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服务门类多样、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效益较好的社区服务网络。并逐步向社会服务推进,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到2010
年,社区服务中心达到1.4万个。
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加强福利设施建设。要加快发展光荣院、社会福利院、老年公寓、敬老院的老年人福利设施,构筑“夕阳工程”,迎接白发浪潮的到来。“九五”期间,兴建老年公寓15万套;2010年老年公寓达到50万套。到2000年,城乡各种福利院床位数要达到
120万张,实现每万人口拥有各种福利院床位数9张;到2010年,福利院床位数达到160万张,实现每万人口拥有各种福利院床位数11张。落实好《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稳步发展儿童社会福利设施,增进儿童福利。深化社会福利改革,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法人运作的发展福利事业的路子,加快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努力提高福利事业单位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到2000年,福利事业单位床位利用率达到83%。
加强残疾人就业指导,扶持发展福利生产,逐步建立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残疾人就业制度。依法健全完善国家对福利企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加强对福利企业的管理,完善福利企业年检认证制度。重点抓好直属福利企业的改革,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到2000年,福利企
业增加值要达到580亿元,安置残疾人115万人。进一步发展假肢业,逐步实行假肢业务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十九)扩大福利彩票销量,为改善城乡社会福利设施筹集更多的资金。“九五”期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300亿元,筹集社会福利基金90亿元。这笔资金重点用于增加对福利事业单位的投入,消灭危房和改善现有设备,改造和新建一批水平较高的社会福利设施,提高福利单
位收养代养水平,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社会福利。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福利彩票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规范彩票市场,探讨发行销售新方法,使有奖募捐这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好事办得更好。
(二十)改革和完善优抚安置制度,建立优抚安置服务体系。
广泛深入开展“双拥”活动,巩固和发展各类基层双拥组织,推进拥军优属工作社会化。落实优抚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优抚标准,逐步建立起抚恤补助标准与人民生活水平相适应的自然增长机制,切实解决优抚对象的生活困难,特别应妥善解决在乡复员军人生活、住房、医疗等
方面的困难。完善群众优待制度。“九五”期间,抚恤标准年平均提高率要达到7%,复退军人补助标准提高率要达到6%。
依法做好安置工作。要拓宽城镇退伍兵的安置渠道,在国家保证第一次就业的前提下,探索政府安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结合的路子。制定优惠政策,鼓励退伍军人自谋职业。建立退伍军人两用人才开发使用基金,大力开发军地两用人才。切实做好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安置和服务管理工
作。做好军队复员干部、转业志愿兵和无军籍退休职工的安置工作。
改善优抚医院和光荣院的设施和装备条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把烈士纪念建筑物建设成为以烈士褒扬为主,集宣传、教育、游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阵地。做好重点战略部位军供站的建设工作。
(二十一)强化社会行政管理,发展社会公益事业。
加强行政区划管理,按照《设市预测与规划》目标,落实设市工作,推进全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搞好设镇预测与规划。积极稳妥地做好行政区划调整变更工作。开展小城镇研究,指导编制小城镇发展规划,修订建制镇设镇标准,促进小城镇发展。全面开展省界勘界工作,到2000
年,全国省际界线基本划清楚,依法治界。加强以城镇为重点的地名管理,做好地名命名、更名规划和地名标志设置工作。
依法加强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实现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要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加大社团自我管理、民主管理的力度,指导社会团体建立适应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内部自律机制,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积极作用。建立起民办非企业单位
统一管理体系,完善社团和民办非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服务。
做好婚姻管理、殡葬管理和收容遣送工作。严格婚姻登记管理,依法处理违法婚姻,提高婚姻登记率和合格率。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做好收养登记工作。继续推进殡葬改革,到2000年,全国火化率达到36%。推进殡仪馆等级建设。加快发展婚丧服务业,拓宽服务领域,提高
经济效益。到2000年,婚姻服务设施发展到1000个,殡仪馆达到1500个,城市公墓达到800个。加强收容遣送站的基础建设,在大中城市建立流浪儿100个保护教育中心,促进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二十二)加强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配合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加强村委会、居委会建设。做好村委会、居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入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到2000年,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建成一个示范县,每个县建设一个
示范乡镇,每个乡镇建设一个示范村,并做好普及工作。抓好基层干部培训和评比表彰活动。

五、加快民政事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二十三)进一步加强民政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效、廉洁的民政干部队伍是实行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组织保证。要下大力气加强县、乡两级民政机构和组织建设,把各级民政部门的领导班子建设成勤政、务实、高效、廉洁的战斗集体,并造就一支思想
正、作风硬、业务精的干部队伍,为民政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建立职业道德规范。要号召民政干部努力学习,埋头苦干,敬业爱岗,发扬“孺子牛”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为群众多办实事。要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改善民政部门的办公条件,关心民政干部职工住房和生活问题,为民政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十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适应的民政事业发展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我国现行的民政事业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保证民政事业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已越来越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要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
个转变”的战略部署,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合理分工、以地方为主的民政工作管理体制。本着依法行政、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指导民政事业的发展。
“九五”期间,要逐步建立起单位性质划分明确,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具有高效率的民政事业发展运行机制。为此,要加速民政工作的社会化进程,建立多元化的社会资金筹措机制,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民政事业发展,使民政事业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充满生机
和活力。
(二十五)增加国家投入,保障民政对象基本生活,推进民政事业发展。“九五”期间,为贯彻中央“九五”计划建议提出的“要认真解决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困难问题”的战略部署,妥善解决优抚救济对象的温饱问题,维护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确保他们不因物价上
涨而生活水平降低,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分别建立民政事业费随财政收入逐年增长的机制。
按照中央“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充实社会服务设施,方便人民群众”、“大力发展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加强福利设施建设”的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统筹规划民政事业的发展,将民政事业发展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民政建设纳入当地建设计划,并增加对民政事业发展的
投入,提高民政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要求的民政经费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计划、财务、资产和基本建设的统一管理,管好用活各类资金,提高民政经费的整体效益。
(二十六)强化市场手段对民政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壮大为民政对象服务的经济实力。发展民政事业要在坚持国家投入为主渠道的同时,大力发展民政企业和经济实体,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走有中国特色的民政事业发展的路子。要利用民政部门自身的特点和优惠政策,挖掘潜
力,创造条件,扬长避短,开拓综合性的社会服务业,逐步建立具有民政特色、有市场前景的产业体系;重点抓好民政直属福利企业和各类直属经济实体,提高效益;各类民政事业单位要积极创收,以实业补事业。大力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和慈善募集活动。巩固集体统筹。
(二十七)建立和完善支持民政事业发展的政策。民政事业主要体现社会效益,旨在维护社会稳定,不能放任由市场自行调节,国家要继续从各方面予以政策扶持。要继续抓好国家已出台的扶持民政事业发展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特别是建立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关于加快发展民政部门综合服务业(或社会服务业)的意见》;抓紧研究制定鼓励社会各方面投资兴办民政事业、农村养老保险金保值增值、社区服务纳入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城镇退伍义务兵就业等政策和措施,
促进民政事业的发展。
(二十八)加快民政立法,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政法律、法规体系。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士兵安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社法》等法律,制定《彩票管理条例》、《军官退休安置条例》、《殡葬管理条例》和《城市流浪乞
讨人员管理条例》等法规,规范民政工作行为,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权益,推进民政事业发展。
(二十九)加强科技教育工作,加快国家民政信息系统建设,适应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要重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大力推进民政科技进步。引进和培养科技人才,增强民政科研实力,提高科研水平。要增加民政科技投入。
推进民政信息技术进步是变革民政工作方式,使民政管理机制实现高效率的重要一环。要在民政工作中努力推行和广泛应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彻底改变民政部门技术装备落后面貌,真正把提高民政工作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九五”期间,要建设国家民政信息
自动化系统工程,并将其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中。
有计划地开展培训工作,提高民政干部队伍的理论素质和业务素质。努力办好民政院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
(三十)加强国际合作,加强民政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联系,引进资金,增加合作项目。加强民政理论研究。各级民政干部、理论工作者,要下大力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民政理论体系,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加大民政宣传的力度,搞好民政信息工作,使社会和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民政、支持民政,为各级政府和民政部门科学决策服务。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政工作任重道远。伟大的使命,崇高的事业鼓舞着我们,党的期待和人民的重托鞭策着我们。让我们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团结一致,发奋工作,开拓进取
,创造第一流的业绩,为实现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贡献力量!



1997年4月8日

网络发票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令

第 30 号


  《网络发票管理办法》已经2013年1月25日国家税务总局第1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 捷
                              
2013年2月25日



网络发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普通发票管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规范网络发票的开具和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网络发票管理系统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办理网络发票管理系统的开户登记、网上领取发票手续、在线开具、传输、查验和缴销等事项,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网络发票是指符合国家税务总局统一标准并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公布的网络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发票。
  国家积极推广使用网络发票管理系统开具发票。
  第四条 税务机关应加强网络发票的管理,确保网络发票的安全、唯一、便利,并提供便捷的网络发票信息查询渠道;应通过应用网络发票数据分析,提高信息管税水平。
  第五条 税务机关应根据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的经营情况,核定其在线开具网络发票的种类、行业类别、开票限额等内容。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变更网络发票核定内容的,可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经税务机关确认,予以变更。
  第六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开具网络发票应登录网络发票管理系统,如实完整填写发票的相关内容及数据,确认保存后打印发票。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在线开具的网络发票,经系统自动保存数据后即完成开票信息的确认、查验。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取得网络发票时,应及时查询验证网络发票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对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
  第八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必须收回原网络发票全部联次或取得受票方出具的有效证明,通过网络发票管理系统开具金额为负数的红字网络发票。
  第九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作废开具的网络发票,应收回原网络发票全部联次,注明“作废”, 并在网络发票管理系统中进行发票作废处理。
  第十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的同时,办理网络发票管理系统的用户变更、注销手续并缴销空白发票。
  第十一条 税务机关根据发票管理的需要,可以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委托其他单位通过网络发票管理系统代开网络发票。
  税务机关应当与受托代开发票的单位签订协议,明确代开网络发票的种类、对象、内容和相关责任等内容。
  第十二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如实在线开具网络发票,不得利用网络发票进行转借、转让、虚开发票及其他违法活动。
  第十三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在网络出现故障,无法在线开具发票时,可离线开具发票。
  开具发票后,不得改动开票信息,并于48小时内上传开票信息。
  第十四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省以上税务机关在确保网络发票电子信息正确生成、可靠存储、查询验证、安全唯一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试行电子发票。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